坚定的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

【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七月九日】我把自己得法的经历，以及在二十多年的正法修炼中的几个正念正行的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邪党暴政的恐惧中长大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父亲是机关干部。我2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那时他才29岁，母亲还怀着身孕。父亲被劳改后，母亲就领着我到河北省承德市我的外公家过活。为了生计，母亲找了一份工作。

父亲在劳教到期前，说了一句：“我老家那儿，人都吃不饱饭。”就因为说了这句话，人没等出来，他又被判了第二次劳教。我五年后才见到被革职的爸爸。当时我们一家被下放到辽宁省某市郊区农村。母亲为了一家人团聚，辞去了承德市的工作，我们一家人才团聚。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父亲又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经常挨批斗。我和弟弟就成了狗崽子，每天生活在歧视中。那时冬天学校室内生炉子，同学们用烧红的炉钩子烧弟弟的棉衣，还烧他的脸，并且还说：“看你狗崽子老不老实。”

我爷爷，在四清时被定为地主成分，全家几口人被撵出住宅大院，住在一间不到十平米小土房。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爷爷家又在劫难逃，自然就成了专政的对象。爷爷和被批斗的几个人天天被打的遍体鳞伤，后来爷爷被折磨的含冤死去。

住在承德市的外公在中共建政前自己有工厂，中共建政后被迫全部交公。文革时，七十多岁的老人，每天挨批斗，批斗完就被逼着去工厂洗油布，后来病倒了。母亲得知消息后，带着弟弟去照料外公。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了。

那几年，几乎每天晚上父亲都被拉去批斗。有时我自己在家里害怕，就去批斗会场看父亲，去了更害怕，只见七八个人在台上，跪在几寸宽的长凳上，造反派们有的拿着皮鞭、皮带抽；有的拳打脚踢，一会儿就把他们打到了台下，然后再命令他们爬上来，再跪在长凳上，他们的脸被打的象猪头一样肿胀。

那时多盼望能有人看我们爷俩儿一眼啊，帮我们一下啊。我还小，才13岁啊，可是谁敢啊！ 我开始想母亲，盼望母亲和弟弟早点回来，我记得母亲临走时走过的小路，就天天跑到小路口盼母亲，真是望眼欲穿呵！

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惧中，我上火痄腮，肿的很厉害，比馒头还大，走路时得用手托着，一咳嗽都疼。由于母亲在承德照料外公，父亲只好向生产队请假，想带我去看病，生产队负责人不但不给假，反而说：“狗崽子死了省心。”我疼的实在受不了了，父亲只好领着我去请假，他们一看我病的实在严重，就同意了。到了公社医院，一个很胖的、姓佟的医生说得用刀切个小口，把脓和血放出去，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狗崽子”，不给打麻药就动刀，把我疼的大声的哭，父亲按着我不让我动，也忍不住的哭了。

那时我上小学，工作队几乎天天找我，让我揭发父亲。我告诉他们说：“我父亲只告诉我要好好学习，没有反革命言论。”就这样学校停了我三个月的课。

大约是在一九七六年的夏天，村里有个李叔叔由于受不了长期批斗折磨，再加上女儿在造反派的诱骗下声明和他划清了界限，他痛苦的喝白矾自杀了。

我生怕失去父亲，每天小心翼翼的看着他。李叔叔死后不久的一天，爸爸磨了一袋子高粱米，又磨了一袋子玉米面，还嘱咐我：天太热时要把粮食袋子口敞开，免得粮食发霉生虫子。

一天，我半夜醒来突然发现父亲不见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拼命的往河套方向跑，也顾不上路黑害怕，一口气跑到小树林。只见父亲正要拿绳子上吊，我拼命跑上去，抱住父亲哭着说：“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啊！”父亲一脚把我踢开说：“你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

我爬起来又抱住父亲的腿说：“爸爸，明天再开批斗会，我让他们打我，我替你挨打，爸爸我害怕，我要回家！”

由于我喊声很大，父亲害怕了，若让生产队知道这是畏罪自杀，还得罪上加罪。在我的哀求下，父亲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带着我回了家。这时我才明白那两袋子粮食是父亲为我准备的。那时父亲是为了我坚持活着，每天继续挨打、挨批斗。

后来住在承德市的外公终于被折磨成疾，得了癌症，不久含冤而死。母亲和弟弟料理完外公的丧事后回到了家中。

可以说，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中共暴政的恐惧中度过的。

一九八零年，我父亲被平反，局外人觉的中共邪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可是这些年的苦难怎能两个“平反”二字就能抹去？日日夜夜的折磨、年积月累的恐惧，使我父亲的身体早就被拖垮了，他患了胃癌，勉强活到一九八五年，终年六十二岁。他一生中半辈子都是在中共暴政的迫害中度过的。

幸得大法　获身心健康

由于从小目睹父亲挨批斗，在长年累月的恐惧中，我受到了惊吓，脑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经常抽搐，结婚后，仍不见好转；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还患有其它几种疾病，苦不堪言。

一直艰难的挨到了一九九七年，我幸运遇到了法轮大法，我的生命得救了。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感到身体越来越轻松。从那时起，我从内心发誓：不管遇到多么艰难的事，我绝对不能背叛师父，一定坚修大法到底。

坚持修炼　遭邪党恶警酷刑致残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大法后，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遭绑架关押。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再一次遭到绑架。警察开车把我带到一个县的政保科，進屋后说：“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你自己交待吧。”我知道他们想让我说出同修的姓名，我不回答。他们把我的外衣扒下，把我按跪在地上，两个人按着我；两个人一边一个踩我的后脚的大板筋，同时破口大骂。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拿来绳子把我捆上，我的脖子被勒的出不来气，后来才知道这叫“上绳”。现在我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大包。然后他们又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疼的我眼睛冒金星，牙咬的直响，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在恶警的叫喊声中我渐渐的醒了，但眼睛还是睁不开。这时，就听有人喊：“用水浇。”我清醒了，要坐起来，当时浑身疼的实在起不来，头上都是鸡蛋大小的包，头沉的象戴上大铁帽子一样。警察看我起不来，就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的乳房，乳房被踢破了，我又一次昏了过去。当我再次醒来时感觉大便都被他们踢出来了。我要求上厕所，他们说肠子出来也不允许去。就这样我这个近五十岁的妇女被他们连续毒打八个多小时。

到了后半夜两点了，几个警察把我拖到了看守所里。進看守所不一会儿，我的腿就开始抽筋，一直抽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带出去继续审问。六个警察先是对我一顿毒打，看我还是什么也不说，他们就狠毒的把我的肩卸了下来，我忍着剧痛，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后来他们又把我拖回看守所。

第三天八点他们又把我提出去，还说是为了救我，他们说：“如果你能说出功友的姓名，就让你回家。”我浑身疼痛难忍，睁不开眼睛，仍一句话没说。

第四天八点，我又被带到一个房间，见到了我的家人。妹妹看到我，抱着我就哭。大队长说给我们半小时的时间。这时七十多岁的叔叔说：“你赶快让说啥就说啥吧！这不是人受的罪。”弟弟的眼睛都红了，伸出双手说：“姐啊！这几年我们就没跟你省过心，你还让我们怎么活啊！”妹妹跪到我的脚下，不停的给我磕头。

我心如刀绞，明明是邪党祸害老百姓，却逼着我们的亲人埋怨自己的家人，逼着修炼人在亲情与信仰之间作出选择，也只有这邪恶的党才会给人出这样的选择题。我强忍泪水，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

第五天八点钟，警察又把我带出去，先是一顿毒打，我还是不妥协。这时他们换了一副面孔，开始哄我，面带笑容的叫我“大姐”，一口一个“大姐”的劝我：“你见过你师父吗？何苦呢？江泽民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得怎么做。” “将来你们师父当国家主席，你当总理。”我告诉他们：修炼人不要人间的政权。

然后，我吃力的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江泽民为何迫害法轮大法，讲世界几十个国家政府怎么支持法轮功，讲文革的惨痛教训。又给他们讲不同时期都有佛下世度人。还引导他们思考：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思想吗？如果法轮功不好，还用的着江泽民动用全国的宣传机器吗？江泽民计划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为何越铲炼的人越多？法轮功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超越了文化和语言，任何政治压力都阻碍不了，已经在世界洪传。最后我说：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家人，请善待大法吧！他们不再说什么了，架着我送回看守所。当经过长长的走廊时，犯人们都拥到了窗口，用非常敬佩的目光目送着我。有的伸出大拇指说：“你们的师父真伟大！”

第六天又提审我，这次警察把我带到看守所的一个屋子里。一个警察说：“肯定给你判刑了，你回来也是老太太了，你有什么要说的？”另一个说：“把你打成这样，你也别恨我们，你当时要什么都说也不能打你。”我起身就走，刚一起来没站稳差点摔倒了。我被送回到号里后，就起不来了，功友们都照料我，犯人们对我十分钦佩，他们主动送给我方便面和苹果，一个窗口一个窗口的给我传过来，并说法轮功太好了，太了不起了！但我当时什么也吃不下。

一个多月后，我又被拉到这个县的政保大队五楼。这时我市“六一零”的一个头目来了，还有几个人跟随他。这个头目進屋二话没说，就给我上背铐，即：把我的右臂从肩上拧下来背到后背上，又用力抓起我的左手，然后把两只胳膊在后背上斜交叉的铐在一起，他又将一个啤酒瓶子塞進我的双臂与后背的空当处，以勒紧铐子的拉力。然后他狠狠的说：“再刚的人也挺不过一小时，两个小时人就得废了，什么样的杀人案在我面前都得开口。”他还说：“我们为你做方案到后半夜，有家不能回，你到底想怎么样？”

他们不但铐着我，还你一拳、他一脚的打我。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的双臂和手全都肿了起来，又热又麻，这时这个头目很内行的上来用力攥我的双手，顿时我浑身的骨头象被碾碎了一样疼，豆大的汗珠象雨点似的落了下来，之后我开始呕吐。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我要的是堂堂正正修炼的弟子、金刚不破的伟大的神。”（《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我横下一条心，决不屈服。

过了一会儿，这个头目又过来，一只手拽着我的头发往后背，另一只手掐着我的下颚往下捏，还阴损的说：“我办案二十多年了，什么样的犯人在我面前都能开口，我就不信你不说。”三小时零十分过去了，我还是一声不吭。最后他们要去吃午饭，不得不把手铐打开，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昏了过去。当时东北的天气已進入严寒，这个头目见我人事不省，就往我身上泼凉水，将我浇醒，他又问我：“你是不是背诵你师父的经文（挺过来的）？”我回答：是。他有点不相信，就与其他恶警言语：“她（指我）的胳膊长，没抻到极限。”

这之后的第三天，我又被提出去，那个“六一零”头目领来两个生面孔的人，对我说：“这回市里的、县里的主要人物都到齐了，你要怎么办吧？”我当时就是头痛的想吐，头上被他们打满了大包，我刚要吐又失去了知觉。当时他们都知道我已经致残了，无论是送监狱，还是送劳教所，体检都不会合格，他们便勒索我的家人一万元钱后，把我放出。

回家后的三年时间里，由于双臂被背铐折磨致残，我在生活上根本不能自理，连洗脸、梳头、穿衣服都得家人代劳。

发正念背法　否定转化

二零一零年我再一次遭到绑架，被送到我市某分局，被警察审讯。我当时非常镇定，脑子里头也很清醒，没有怕心，就觉的师父在我的身边，内心非常强大。我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也不配合他们签字，我说你把我送到哪儿，我都绝对不能签字。一个警察说：“如果你不签，我给你签。”我说：“孩子咱们俩见面了，也是缘分，没有这事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法呀，万事万物的大法呀，没有大法连地球都没有，你能当上警察你一定要做一个好人，你实在要替我签，你就写上‘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对你子孙后代都有好处。”在师父的加持，在大法的威严中，他听明白了，他真的在纸上写下了“法轮大法好”。当时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

没过几天，他们把我送到了马三家劳教所，途中我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法！”

到了马三家，狱警派两个包夹转化我，二十四小时陪着我，还有几个“犹大”。可是这几个“犹大”连《论语》都不会背。在十天之内我教会了她们《论语》。接下来，狱警派不同的人轮流的转化我，多数是外市的，但是对我都是徒劳的，因为我正念足，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加持我，邪恶根本动不了我。

在马三家一年的时间里，我不停的发正念铲除邪恶，同时不断背法，我是靠着背诵师父经文《位置》《论语》等走过来了。

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救人

寒暑假女儿带孩子出去旅游，我也跟着一起去，旅途中我走到哪儿，都不忘了和有缘人讲真相救度众生。有一次在飞机上，我身边是一个年轻小伙，我就想起了师父的话，我想一旦下飞机就没机会了，怎么办？又担心讲完后他打个电话把我举报了怎么办？但我马上又正念出来了，我是正法弟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得救人，这是我们的使命，得按照法的要求做。我就给这个年轻人讲了真相，他也同意“三退”了。

有一次，我参与营救同修，是去市公安局，因为有个同修的儿子被非法关押，不让接见。我们就到公安局上访，并拿去了一些真相材料。接待的人看完之后，他又交给身边的年轻人来看，还反问我：“你这东西从哪儿来的？”我说这是你的福分，你看看就明白了，以后会有光明的未来。由于自己是真心为众生好，发自内心的想救他们，他们也被感动了，告诉我：“你们打车到监狱管理局去找，到那你就跟他们说谁谁不让接见。”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使他们本性的一面觉醒了。

还有一次，我到市中级法院参与营救同修，都是先登记，自己心里有点害怕，因为得拿身份证登记。后来我想到有师在、有法在，应该去掉怕心。登记后见到了法官，我就堂堂正正的讲大法真相。刚开始他们椅子一转，脸就扭到一边去了，知道我也是炼法轮功的，根本就不看我。我再讲，一个法官就起身去走廊躲着我。我心生慈悲，就几次追着讲，他才转变态度。后来两个法官都转变了态度。最后，一个法官还告诉我被诬判的这个同修刚送走，在去监狱途中，赶紧打车能追到。当时我想来中级法院的机会不多，以后可能没有机会来了，我得给他们退了再走。我就对这个法官说：你看咱们唠这么长时间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得救，不想给我和你留下遗憾。接着我就跟他讲“三退”，他听明白了，就从那个大桌子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大姐。”当时我非常感动，是师父帮助弟子去掉了怕心，也救度了法官。最后两个法官都答应我，以后法轮功的案件他们都不签字，我给他们起了小名退出中共组织。这一切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顺利完成的。

之后，我还多次去外市参与营救同修，我不再感到害怕，能够正念正行了。

在正法修炼这些年里，是师父的法指导着我坚定的走正每一步，遇到困难，想起师父；遇到苦，遇到怕，想起师父。师父时时在我们的身边。经过这风风雨雨的二十多年，自己也七十多岁了。现在我和女儿同修坚定的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上，几乎每天都出去救人。一路走来，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心情，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我从一九九七年得法以来，每次需要提高的时候，师父就会点化弟子；发正念的时候，我也会看到法轮。这些年里，我经常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对自己帮助很大。今天自己也鼓起勇气把自己平凡的修炼故事与同修分享，愿我们共同提高，共同做好师尊让做的三件事，圆满随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