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等待配型”到“按需摘取”：当普通中国人沦为“人矿”

【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二月一日】“按需分配，各取所需”，曾是中共向几代中国人反复灌输的理想社会图景。正是在这种对未来“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平等”的想象中，许多人加入了少先队、共青团，乃至共产党。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现实展开，这种理想并未兑现，反而在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权力掠夺与制度性暴力中，被彻底反转。

需要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在国外等一个器官要以年计，而中国各大移植中心网站曾公开声称器官等待时间只要几天或几周，有的直接说是器官是“活体”，失败了可以接着做。这是在人类器官移植领域不可思议的现象。

当生命被系统性地贬值，当普通百姓的身体被视为可以“调配”“按需所取”的器官资源，当“按需分配”在现实中异化为“按需杀人”“按需活摘”，人们才惊觉：所谓的天堂，或许只属于在党争中胜出的少数权力阶层，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可以被随时开采的“人矿”。

一、大学生频繁失踪：被掩盖的常态，还是无法言说的真相？

二零一四年前后，中国大陆多地密集出现女大学生失踪、遇害或遭侵害案件。失踪者多为十六至二十二岁的年轻女性，失踪情境高度相似：搭乘陌生车辆、打车途中失联、假期打工后失踪、独自旅行途中消失，甚至在校园周边“人间蒸发”。

二零一七年九月，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网络上传出“武汉三十多名大学生神秘失踪”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然而，发布信息的网友很快被行政拘留十天，相关讨论被全面压制。尽管如此，多名失踪大学生家长后来证实，武汉地区高校学生失踪并非孤例，但多数案件不予立案，或长期搁置。

二零二零年后，中共明确下达“器官捐献宣传进校园”的要求，各地高校纷纷开展相关宣誓、登记活动，部份大学生被动或主动加入所谓“器官捐献志愿者”行列。与此同步的，却是学生失踪数量的持续上升。

二零二五年，前武汉三甲医院护士张宇披露，武汉光谷一带聚集着三、四十所高校，长期流传“学生坐上黑车就再也回不来”的说法。家长到学校维权，校方往往以“监控显示学生出校门”为由推脱责任。张宇坦言，正是这些经历，让她对孩子未来的安全感到极度恐惧。

这一切，究竟只是社会治安问题，还是另有隐情？若仅是个别犯罪，为何公安系统长期消极应对？若只是偶发事件，为何失踪者集中于特定年龄段、特定区域？

二、校园内的离奇死亡：从胡鑫宇到“清华园中学”

二零二二年，江西上饶高中生胡鑫宇在全封闭寄宿制学校内失踪，引发舆论持续关注。学校监控密布，却无法解释一个学生如何在校内消失。网络上大量质疑认为，其死亡存在重大疑点，甚至怀疑与器官摘取有关。坊间流传，胡鑫宇血型特殊，疑似被“提前配型”。

案件最终被官方草率定性，但公众关切并未因此消散。

二零二六年一月，河南新蔡“今是清华园高级中学”十三岁学生朱某在校内突然死亡。更具争议的是，校方在家属未到场的情况下，擅自使用非正规救护车转移遗体，途中被死者姑父拦下。家属见到遗体后发现，孩子嘴角有血迹，左胸存在钉子大小的孔洞。

随后，大量家长和民众聚集校门口要求解释，当局迅速出动武警镇压。官方通报称系“心源性猝死”，胸口针孔为“法医抽血”所致，但遭到舆论强烈质疑：“家属没到，法医为何先到？”

多名爆料者称，死者为Rh阴性“熊猫血”，而穿心针可在维持心脏跳动数小时的情况下致死，便于活体摘取器官。无论这些说法是否最终被证实，一个事实无法回避：在高度封闭、全程监控的校园环境中，一名未成年人死亡，真相却被迅速封锁，相关人员被控制，律师调查受阻。

事发后，许多外地家长连夜赶回，为孩子办理转学，或干脆陪读，甚至选择不再送孩子返校。

三、从大学到幼儿园：令人恐惧的器官捐献宣传

如果说大学生尚具一定判断能力，那么将器官捐献宣传延伸至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则彻底突破了社会心理底线。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上海一位博主披露，孩子从学校带回疾控中心下发的调查问卷，内容涉及红血球采样、生物样本识别及化验，需家长签字同意。评论区大量家长表示拒绝，并分享各地幼儿园、小学“偷偷采血”的经历。

二零二六年一月，网络视频显示，大陆某地小学生集体宣誓加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相关志愿组织。另一份小学三年级科学试卷截图显示，多道试题直接围绕器官移植展开，引发家长极大不安。

江西某小学在“六一”活动中，以“器官捐献小英雄”“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宣传进小学”为主题，对一至三年级学生集中授课，并要求孩子写下“对器官捐献的看法”。

在一个尚未建立完整知情同意和伦理审查机制的环境中，对未成年人进行如此系统的器官捐献引导，究竟是生命教育，还是对恐惧的提前驯化？

四、医疗系统内部的证言：一条被“默认”的血腥链条

来自医疗系统内部的揭露，使这些疑问更难被轻描淡写。

护士张宇指出，大型医院内，病人血样被送去配型早已是公开秘密，一旦成功，便启动一整条利益链。她直言，象湘雅医院这样的大型医疗机构，涉及的不只是个别医生，而是从院长到执行人员的系统性参与，甚至配备直升机进行器官快速转运。

湘雅二院实习医生罗帅宇，因拒绝参与寻找三至六岁供体的任务，并撰写大量举报材料，最终于二零二四年离奇坠楼身亡。其遭遇，被视为“不配合”的警示案例。

医生谢文清则揭露，军队医院背景的中介以“东南亚贫困国家自愿供体”为谎言，掩盖真实来源，帮助医生“心安理得”地完成移植手术。但他指出，器官保存时间与运输成本，决定了这些器官几乎不可能来自国外。

五、DNA数据库与基因库：令家长恐怖的精准锁定？

早在二零零二年，官方媒体就公开报道中国建立“基因身份证”和人类基因库，并明确提到其在器官移植配型中的用途。如今，公安DNA数据库已与个人身份高度绑定，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采血，尤其集中于学生群体。

在缺乏司法独立与权力制衡的体制中，这样的数据库一旦被用于非法目的，意味着个人将被精准定位、无法逃避。

结语：当恐惧成为现实，沉默不再是中立

从法轮功学员到普通民众，从大学生到婴儿，从国内医院到东南亚“生物科技公司”，活摘器官的指控之所以持续发酵，并非因为人们更容易相信恐怖故事，而是因为太多疑问始终无人回应。

当一个社会无法回答“人去了哪里”“器官从何而来”，当家长必须靠转学、退学来保护孩子安全，所谓的稳定，早已建立在恐惧之上。

或许，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个人如何防范”，而是在党的环境中，普通人如何才能拥有被当作“人”对待的基本保障？终极答案或许是这个党的灭亡，或许是人矿被枯竭，而决定答案的，除了天意，还有民意。你想要的答案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