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战乱的另一面：信仰之光（上）
为什么会出这种现象？在五、六十年代，中共铲除传统文化，发动文革“破四旧”，打倒封建迷信，烧古书、拆古建，从物质层面给予全面的销毁，人们在恐惧中选择暂时遗忘；但是那一代人还在，他们出生于清末或民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及认识是抹杀不了的。
等到清末民国出生的这一代人渐渐都去世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血脉就出现了“真空”，而掌控话事权的中共，开始以不同于文革“破四旧”的方式，重新挑选、修改并解释中国古代文化，将党维持政权所需的“历史”，用文学化、故事化、艺术化等手法，在出版、影视、新媒体等领域，把古代描绘成宫斗、战争、冲突等等样貌，把以“阶级斗争”、“无神论”为核心思想黑化后的历史和祖宗，灌输给新的世代。
这种日常化、广泛的、艺术化的呈现方式，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印象：暴力斗争是阶级不平等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有改朝换代，证明“阶级斗争”是对的；宗教是统治者迷幻人民、让人民甘于苦难的工具，证明“无神论”是对的；战争割据，军阀混战，会导致不稳定，苦的是老百姓，证明“稳定压倒一切”是对的。所以，才有中国老百姓总是讲不能乱，镇压六四、打压法轮功是对的，要是我是领导我也会那么干。中共以精致、系统的洗脑术，塑造着世人的观念、思维：古代战乱频仍、人民痛苦不堪，所以要维护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政权，这样才能稳定。
在人人离不开手机，小视频泛滥，中共采取“准入制”的控制方式，如果不把一些问题澄清，那么抹黑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毒流”，将会把整个社会置于危险的境地。为此，本文试着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古代战争带来了什么？
·中共“准入”的剧本是怎么写的？
·历史的真相是什么？
在做几个不同维度的比较时，我们以非议最多的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589年，约370年）为例，看看除了被指责死亡人数众多、民间痛苦流离之外，在北方、南方都发生了什么。
残暴石虎有佛性的一面（小标）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是常态，伴随死亡、人口迁徙，确实是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之一。但是，在历史战乱的另一面，还发生着许多战争以外的事情，硬币正面、反面一起看，才是真实的。
被描述为历史上最可怕的杀人魔王石虎（北方后赵），暴力杀戮、横征暴敛，在大陆出版的图书描述他的残暴详尽、细致。因为这符合共产党“枪杆子出政权”的理论，把石虎描绘的越可怕越好，这才显得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是多么的仁慈。
 图：佛图澄是《高僧传･神异》中的“天下第一神僧”（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
那么，石虎的另一面是什么样的？
据《太平广记》记载，石虎扶持佛教，敬奉僧人佛图澄，他发布文书说：“和尚乃国之大宝，荣爵他不要加，高禄他不接受，不给他荣爵和高禄，怎样表彰他的仁德呢？从此以后，应当让他穿绫锦，乘宝车。朝会之日，和尚升殿时，常侍以下，都要帮忙抬轿，太子诸公，要扶车上朝。“在佛图澄劝解下，石虎的杀伐大为收敛。
有大臣上奏石虎，认为佛是出自西域的外国神（戎神），华夏天子不应该信奉，主张禁止汉人出家。石虎则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石虎允许境内所有人民，不分种族，均可自由出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命令汉人可以出家。
这个细节，在畅销书中不会出现。因为中共在1950年，彻底的、长期的取缔了佛教，和尚还俗、尼姑嫁人。直到今天，佛教虽然恢复，但是属于“无神论”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爱国宗教，而且有一条没变：凡中共党员不得有任何宗教信仰。
魏晋南北朝，不管多么战争频繁，但是当政天子都认为自己是华夏中的一员，怎么让华夏重新归于一统？怎么让儒释道泽及众生？每一个人都在做着不同的努力。
北方的前秦、后秦君王迎请鸠摩罗什入长安，主持了规模宏大的译经盛事，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在遥远大西北的西凉国，开凿修筑了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成为佛教传入中原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魏晋南北朝诸多小国，都象流星一样短暂，不管国多强、多弱，为了征战刀兵杀伐，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华夏一统，并期望能找到让战争不再发生、动荡永不再现的精神信仰，儒、释、道三教交相辉映，都有着让人修心向善、提升道德、返本归真的宗旨。
从修炼的角度看，战争是天象变化，朝代更替是天象使然。每一个小国都有要完成的“天命”。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他们就迅速退场了——战争的动荡带来了人员的大迁移、文化的大交融，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中华神传文化更广泛的传播。同时，战争让人们承受巨大痛苦，在苦中消减业力，在苦中和激烈的矛盾中，在生死离别中，很多灵性高的人对生命有了更深的领悟。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战乱，除了形式上的大动荡，还有更深层的效果和意义。
云冈石窟佛像是皇帝的容貌吗？（小标）
在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得以普及的关键时期。汉朝末期，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仅是少数人接受。到了南北朝，尤其是北魏时期，佛教得到广传。
 图：云冈石窟昙曜五窟之一（iStock） |
但是，在大陆官方表述或很多相关图书中，都在描绘这样一幅画面：北魏传播佛教是为了稳固皇权；北魏修建云冈石窟的佛像是按照皇帝的面容来塑造的；“宗教是封建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更具体的说法是，皇帝曾发布诏令，按皇帝面容造像，所以认为建造佛像的皇帝是借此神化自己，借佛像获取百姓认可、巩固政权。
事实上业内人士知道，这种说法，是经过了中共精密的审查，然后根据历史的记载，张冠李戴、断章取义加工之后形成的。但它不仅在出版物普遍出现，甚至在今天云冈石窟的现场解说中，导游给游客的讲解也是如此。导游们称“昙曜五窟”中的五尊大佛像，分别代表北魏的五位皇帝，其他窟对应其他皇帝，冯太后是哪个、孝文帝是哪个，讲的栩栩如生。共产党的“无神论”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被重复着，形象而生动地刻进了千万游客的脑海中。
真相是什么呢？其实，只要翻开二十四史中的《魏书·释老志》，谎言立刻戳破。
《魏书·释老志》，共计一万二千余字，详尽介绍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详尽而细致讲述了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及变化。释迦牟尼出生之际，在中国表现出天上有新恒星降生了。释迦牟尼之前有过六位古佛，他在这六位古佛之后证得如来果位。“释迦虽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齿于天竺，于今犹在。中土来往，并称见之。”释迦牟尼虽然涅槃，可是他留下了指骨舍利、牙齿，来往的中土人士亲眼见过。魏明帝曾欲坏佛法，一位僧人将佛舍利投入宫殿前的水中，有五色光泛起，明帝惊叹不已，后来筑寺庙供奉。
有一次，行在路上的皇宫御马突然咬住一位僧人的衣服不放，这位僧人是昙曜，当时人们认为“马识善人”。文成帝对昙曜奉以师礼。昙曜建议：“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云冈石窟的由来。
北魏和平元年至和平六年（460—465年），僧人昙曜奉北魏文成帝之命，主持营建了“昙曜五窟”。有专家经过对“昙曜五窟”造像的分析，认为佛像的容貌更多的是和新疆古龟兹石窟及犍陀罗艺术有关——佛像面容，深眼高鼻、宽肩厚唇，这是典型的西域风格，与北魏皇室的族群特征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魏书·释老志》中也没有昙曜按照皇帝容貌修造佛像的记载。但是，在大陆出版物中，却把皇帝下诏令与“昙曜五窟”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张冠李戴、断章取义。
那么下令按照自己的形象建造石佛的皇帝有没有呢？有，也是北魏的文成帝，但那是在公元452年。他还让人在那尊佛像的面部和脚上各镶了一小块黑石。文成帝还下令在京城的五级大寺造了五尊佛像，代表北魏的五位皇帝，但那也不是云冈的“昙曜五窟”佛像。
公元386年，有一位叫法果的僧人说，北魏太祖认同我们，他就是当今如来，我去见他，不是拜天子，是在拜佛。每个人的境界、层次不同，他的言行表现也不同，但个人所说的只能是个人当时的认识，代表不了佛法，也不能作为后人学佛、认识佛法的依据。
《魏书·释老志》记载了北魏孝文帝对佛教的看法。孝文帝认为君主敬奉神灵，才能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康，自古如此。而释迦如来让人对死亡不再恐惧，开启众生善良之性，能修成正觉，所以没有不重视佛法的。（原文：“夫为帝王者，必只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以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
如果读者有契机能完整阅读《魏书·释老志》，会对佛教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很多人都听说过，佛家有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有自己的一套修炼方法，目的是通过修行，跳出世俗的桎梏和局限，返本归真，回归天国家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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