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中的轰坍事件
缅甸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交汇点。泰国位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战略位置。在中共提出“一带一路”后的十年内,中泰贸易往来密切,据中共宣传,至2023年,在泰投资的中国企业有了近700家。
2025年3月28日,缅甸发生了7.7级强震,并波及泰国。新建泰国国家审计署办公楼,由泰方与中国中铁十局共同建设,其中中铁十局负责实施整体建造,在震中该楼轰然倒塌,3名工人不幸罹难,43人仍被困在废墟之中。该楼去年主体结构完成封顶,也就是说大厦的骨架已建造完毕。这是泰国曼谷唯一倒下的高层建筑。
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半岛,是与中国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最为积极的欧洲国家之一。
2024年11月1日,塞尔维亚北部的诺维萨德火车站屋顶坍塌,造成至少14人丧生。该工程由中铁、中交联合完成。
肯尼亚是“一带一路”进入非洲地区的重要通道,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示范国家。
2017年6月26日,肯尼亚SIGIRI大桥发生坍塌,至少造成27人受伤。该工程由中铁十局建造。
任何偶然背后都有着必然。换句话说,因果律是天地间的法则,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类一时无法了解的事实、一时难以理解的真相,而没有真正的偶然。
加入“一台一路”是一个国家与中共为伍的体现。放下这个话题,对于过程中的轰坍事件,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比较浅层的必然:在中国国内,民众对于中共治下的工程质量用“豆腐渣”来形容。先不说劣质工程的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单说中国人搞的劣质工程,背后到底埋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潜规则?
二、豆腐渣工程的表面原因
2017年,曾经参与湖南郴州汝城县热水镇一条28公里的公路施工的郑刚,在脱身中共国来到美国后,讲述了其中的事实。为了防止山洪爆发,原本计划安装标准的2根2米长的混凝土排水管,然而建设单位却心存侥幸,换为4根60公分的混凝土排水管。一天晚上,山洪爆发,公路排水不畅,导致公路积水两米多深,两辆车在驾车通过时,陷入水中无法逃离,两名司机最终丧生。
为什么粗管子要换成细管子呢?郑刚说,各级官员“吃拿卡要”索贿,所有的层级中几乎每一个部门都要求我们“回报”,否则工程就难以推进。事故发生后,上级马上发来若干个“封口令”。
郑刚从事建筑业30年,熟知工程标准,这个公路项目预算是1.2亿元人民币,实际结算出来2.7亿,1.5亿被贪污了,贪污的部分甚至超过了工程价格本身。这种现象普遍存在,郑刚说:“我同事和朋友做过一带一路的工程,其实究其到底,也就是把中国国内弄虚造假、以次充好,还有腐败这一套输出到国外。毫不夸张地说,一带一路就是贪污腐败的一个传染过程。不超过半年,在中国人的腐蚀之下,吃啊、送啊,很快就能把他们腐蚀得同流合污。跟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了。说是说输出工程,其实也是个价值观的输出,问题是,中共输出的是一种邪恶的价值观。”
输出假冒伪劣工程,是对生命的漠视。设想,这一次倒下的泰国曼谷大楼,如果是在一年之后建成、入驻之后倒塌,那么发生什么呢?楼内办公的数百、上千人,命运将会怎样?
三、人只是“一堆蛋白质”吗?
在共产主义者的眼中,生命是什么?《共产党宣言》作者之一恩格斯认为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一个人死了,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砍掉一棵树与打死一只狗,杀掉一只猴子与杀死一个人,只有程度的差别,并无本质的不同,都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些蛋白质存在的形式而已。
于是,那些东西文化中传统的美德,“上帝造人”、“天赋人权”,“人命关天”,就成了被“扬弃”的封建迷信,在无神论的眼中,看得见相信,看不见的不相信,上帝在哪里?天道轮回在哪里?
柏拉图曾经说过:“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所投下的影子。”
如果一个人相信神与天道,那么做了恶后会良知难安,恐惧于神明鉴察、因果报应。而无神论者行恶却没有任何顾忌,正如毛泽东所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中共建政以来,造成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达8千万。然而许多中国人即使明白了这一历史事实,仍然觉得那一条条逝去的生命不过是个数字而已。
或许有人说,中国高铁四通八达、大量便宜的商品、城市高楼林立,一派繁荣的景象,西方许多人士看到这种景象,也认为社会主义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效率与速度。的确,如果你只看成长幅度而不看起点,只看变化的速度而不看代价,只看中国当时的商机而不从自由国家的内部去除社会主义思潮带来的贪腐、浪费、以权谋私、藐视生命,加上获取信息的渠道被严重过滤和武器化,那也许很容易对“效率和速度”假相有所着迷。
但是,这些繁荣是怎样形成的吗?如果追问下去,即便只从浅层看,有哪些是外人不被允许看到的真相呢?
四、中共对“外人”隐藏的事实
无论把你是外国人还是体制外人士,你知否知道这个常识:中国的高铁、高楼大厦、廉价商品等等,是由农民工组成的庞大廉价劳动力完成的。对于这个残酷的事实,学术界有人概括为中共的“低人权优势”。人们对这个名词也许并不陌生,但是在共产主义的铁幕之下,中国农民工的处境究竟到了什么地步,却鲜为人知:
1、农民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主力
在国外,一谈到廉价劳动力,很多人受媒体影响,只会想到童工,以及监狱等场所内被剥夺人身自由、强制劳动的奴工。其实,中国农民才是最低层的劳动工具。并且,在他们被认为失去利用价值后,等待他们的只有病痛与死亡。
中共官方公开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到5倍。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病自杀者。
中国农民退休金仅在100至200元之间,而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超过3000元。两者相差在15倍至30倍之间。农民老了之后,养活不了自己,更治不了任何一种大的病患。
2014年前后,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者刘燕舞,在六年中走访了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中国大陆11个省份的40 多个村庄,发现农民自杀率之高,以及当地村民对这种现象的熟视无睹和漠不关心,让人不寒而栗。没有收入的农民,不仅生活困难,一旦患病,等于一只脚已经跨入死亡的门槛。
一个打工在外的儿子,听说父亲病重后请了7天的假回家,当年老的父亲病情缓解后,这个儿子居然问他的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可只请了七天的假,还是包括给你办葬礼的时间的。”父亲无语,随后就自杀了,而这个儿子也果真在七天之内按计划办完所有要办的事情。
湖北省景山县还有一位老人,自己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坐在自己家的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给自己烧纸钱,一边喝农药,当纸钱烧到一半时,老人就不省人事了,而当人们发现时,他已经没有了呼吸。乡里的村民说: “他是怕死了以后,孩子连纸钱都不给烧。”
这些场景,惨绝人寰,令人不忍直视,但却真实地发生在中国农村。人们在经过数十年中共洗脑之后,传统文化中的善良与道德早已荡然无存,掠夺父母的生命,在动物界都不可能存在,却真实发生在中共笼罩下的中国。
大连医科大学贾树华曾通过调查发现,农村“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管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
《BMC公共卫生》(BMCPublicHealth)2020年4月份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中老年人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20.3%)高于其它中低收入国家:哥伦比亚(9.6%)、印度(7%),伊朗农村和城镇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分别为0.5%~14.3%和0.48%~13.27%。
中共新华社2020年10月数据显示,在中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致贫、返贫户占到42%以上,是农村人口贫困的主要成因。
几乎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农民,是高铁、城市、廉价商品房的主要劳动力,但是离开工地或工厂后,他们就成为被抛弃的“无用者”。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对于中国农民而言,他们的生命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他们生存权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议题。
2、社会主义统购统销不是制度优势,而是社会噩梦
从一九五零年代开始,中共施行统购统销,就已经打农民打到地狱,社会主义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一九五零年代,中共推行计划经济,工人负责工业产品,而农民负责提供粮食。听起来,只不过分工不同,但是,中共把农民的生产工具——土地,不仅视为生产粮食的生产资料,也视为养活农民自己的生活资料。
农民要交公粮,这是他们的工作。浙江省平湖县地处长三角中心地带,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编制的《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中,有这样的场景:“临川县温圳镇人委干部徐节元说:‘我村不实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粮搜去,还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风车去扇,当地主看待,结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没有收到,硬说人家收到了。”
也是在这本右派言论中,人们发牢骚说:“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
在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的《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中,来自山东的言论说:“工人每月四五十元,农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坚决说不优越。”
中国农民没有迁徙自由,工资养活不了自己,他们实际上处于“集中营”的囚禁之中。这就是七十年前中国农民的真实待遇,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在15倍至30倍,早在中共统治中国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从二十世纪的一九五零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共对于中国农民的奴役,从来就没有变化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3、“大外宣”制造的光鲜包装
人们为什么对这样的存在无感呢?这一切源于中共用“大外宣”,巧妙的包装,运作各种媒体播放光鲜的一面,而那些真实的人间悲剧,如草芥一般卑微的生命,则沉寂于一个又一个不见阳光的角落。
中国输出的廉价商品,使得西方有这样的一观念,无论中共多么不堪,但是他们生产的商品却物美价廉,毕竟他们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中共利廉价的劳动力,向西方供应足够便宜的各种物品,成为世界供应链不可缺少的一环。
但是,近年以来,中共输出的货品,却在北美产生了致命杀伤力——芬太尼。
五、毒品和武器
1、毒品杀人
《经济学人》杂志调查发现,尽管中共今年1月宣称关闭了部分涉毒网站,但相关化学品的网络交易仍然猖獗。以上海某化工交易平台为例,公然宣传“安全递送到墨西哥、美国”,甚至推销被明令禁止的前体1-boc-4-AP。路透社报道,仅需3600美元就能从中国在线卖家购买到可制造75万片芬太尼(价值约300万美元)的原料和设备。
美国众议院两党委员会2024年4月的报告指出了关键问题:中共虽拥有强大的互联网管控能力,但只在涉及国内利益时才打击毒品犯罪,反而利用芬太尼问题作为抨击西方的舆论工具。报告称这是中共“用于抨击西方民主国家‘堕落’'的有价值的宣传工具”。
据美国疾控中心(CDC)2023年数据显示,全美药物过量致死人数已连续三年突破10万大关,其中合成阿片类药物占比68%。美联社报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物滥用问题专家凯瑟琳·凯斯(Katherine Keyes)表示,这个数字是毁灭性的,“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见过的过量死亡人数”。
芬太尼成了中共谈判的筹码。对于中共,只有人们不敢想的,没有他们不敢干的。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芬太尼危机就存在一天。
2、与人类为敌,任何人、物、事都可以作为武器
中共是一个没有任何底限的怪胎,共产党漠视生命,消灭信仰,极端自私,控制一切。他们以无神论毁掉了传统文化与道德,以暴力与谎言控制人民,奴役底层人民而换取表面的繁华与利益。中共不仅控制中国民众,甚至通过“一带一路”将邪恶的价值观以输送向世界,以“超限战”突破所有的道德底限,芬太尼武器化仅仅是其中一例,在中共的“超限战”地图中,商业、科技、消费、文化等等都是“武器”。
结语:
中共是一个誓死反对“真善忍”的政党。它所谓的“体制优势”“低人权优势”是对内对外的一个谎言而已。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也许也能象中共一样,得到短期的光鲜亮丽,但付出的代价却是长期的,那就是,失去民心,体制成为贪腐的利益圈子,政府永远在颠倒黑白、断章取义、不停的用谎言和转移民众视线的伎俩去掩盖事实真相。采取什么体制是意识形态决定的,采取和中共一样的意识形态,最后势必和中共一样,被赶出历史舞台,因为中共不仅是反人类的,更是反神的。
中共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致命病毒,它通过操控人的欲望、身体、钱包,来实现其统治人的思想、人生、国家乃至世界的春秋大梦。从2025年的美国改革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已经病入膏肓,千疮百孔,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欧洲的社会主义是否实现的更为彻底?每个国家,如果不能果断的回归神、回归传统,比地震、大楼轰塌更严重的后果也许很快就要显现了。
潮涨潮落,人间沧桑,在善良者的重铸希望的同时,中共国正在跌回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的经济状态,中共集团正在因迫害真善忍而得到多方面的报应,对此,人们不妨拭目以待、理性观察。除此之外,新冠疫情的来源和损伤,“一带一路”的范围,美国及其周边国家、欧洲各国、亚太各国被中共渗透与控制的程度,芬太尼造成的危机,这些真相也正在一一浮出水面。
人自身所带的业力注定了人世永远不会太平,但,看透中共的魔鬼本质,放弃对魔鬼的幻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病毒,人和国家才能免疫;这种病毒所造成的恶与狂,才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无法继续为祸人类。重建中国需要的是真善忍,而不是续命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