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都是为法来（下）

【明慧网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这个日子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对我也同样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我第一次听到“法轮功”三个字，同时接收到的都是媒体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我在心里也不由自主的抵触和排斥大法。认同了邪党对大法的诽谤言辞，从而在内心仇视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那个仇视也不知来自哪里，竟然那样的浓烈和强盛，好似有深仇大恨似的。

二零零三年年底，我有幸得到一本《转法轮》。在看《转法轮》的过程中，感到是在听一位慈善的老者给我讲述如何做人的道理，浅显易懂。我一下子明白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嫁祸法轮功的丑剧、骗局。

——摘自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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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文）

某610主任、某省领导和某国保队长等人告诉我的真相

二零一零年，我找到当地的政法委与“610办公室”。见到当时的“610办公室”主任，我向其询问作为政法委、“610”，抓捕、起诉、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法律依据究竟是什么？能不能让我看一看？该主任直言不讳的告诉我：没有。说她都做了五年的主任了，没见过这样的法律依据，省“610”也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

二零一一年，我见到一位省领导。他告诉我，洗脑班是一个没有刑期的黑监狱，（所以）家属在修炼法轮功的亲人被非法判刑后一定要向各部门要人，否则会被送洗脑班。他也愿意尽自己力量帮助家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让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早日安全回家。他在任期间，默默的帮助过多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营救被迫害的亲人。

也是这个时候，我巧遇一位国保队长，跟其咨询抓捕、起诉、关押法轮功学员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时，他说他也在找法律依据，但是没找到，只是看到人大的那个决定还象个法律，但还不能确定，让我回去找找看看。

我回单位查找这个人大的决定，就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个决定未点名法轮功是邪教，故该决定与法轮功无关。

完全站在证实法的角度来写诉状

同年，市局警察以我是法轮功学员对我非法劳教。在劳教所里，我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是那里的一位劳教警察言语间给我透漏，如果让劳教所帮助往上递送行政复议申请，只会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劳教所借口是往上递送，实际是扣押。

于是我委托家人直接拿着我的复议申请亲自去递送。找到省公安厅。在一个没有任何牌子的房间里，一个人告诉我的家人，他们就是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直接交给他就可以，而且时效已经到了，当天就是最后一天，让我的家人下午务必送到他的办公室，他会在办公室等着。

于是，我的行政复议申请成功的递送到省劳教委。遗憾的是，复议结果是维持。我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可是劳教所警察要审阅我写好的诉讼状。我递给当班警察审阅，该警察告诉我，我的诉状写的不好，并讲出了哪些地方不好、为何不好。

我一听，既然有缺陷，那就拿回去继续修改。我拿回号室重新写了一份，完全站在证实法的角度来写这份诉状，只要能够证实法轮大法好，那么我就自然无罪了。这份诉状写好后，劳教所另一位警察帮助我，让我将诉状通过会见的方式交给我的家人，由家人向法院递送。

很快，传来我的行政起诉状立案成功，而且法院也很快安排开庭。整个官司，递送文书的过程中，劳教所里能够和我接触上的警察都站在他们各自的位置帮助了我，而且都是背着别的警察帮的我。他们希望我能够通过打官司，让自己无罪释放回家。

同时，有警察给我找来了从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中共邪党针对法轮功出台的所谓的“法律依据”，而这些依据，恰恰说明了中共邪党是先抓人后制定依据，故而，从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至今，无论出台什么样的依据，都因为先抓人后制定依据的事实，证实对法轮功学员是长达二十六年的迫害，公检法人员是犯罪，不是执法。

后来，中共对我的非法劳教期满。当地派出所、街道、社区、司法所以及610人员到劳教所接我，那个负责人自始至终也没有让我签什么字，还给我说，你没有错，只是认识不同而已。就将我送回了家。

压力中 他们尽量保护法轮功学员

后来法院的人找到他们，希望他们强逼我签字、撤回诉讼。他们没有听从法院的安排，以我不配合、联系不上托辞，没有配合法院做坏事。法院就以我被传唤两次不到庭为由，按照“自动撤诉”结束了我之前的行政诉讼案。后来有警察让我离开自己现住地，到别的地方去住。多年后，我才知道邪党对法轮功学员会持续骚扰，他们却以找不到我为由从来没有骚扰过我。

二零一八年的一天，派出所民警见到我说，这么多年不是他找不到我，而是他不愿意打扰我和孩子的生活，所以才一直借口找不到，没有骚扰过我。

二零一四年，有法官告诉我，对于法轮功案件，无论是开庭时间还是判决结果，都是政法委和中院决定，一审法院根本没有决定权。

同年，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告诉我，对于法轮功的问题，当地政府有一个文件，就是不受理不答复。当我提起控告，不涉及法轮功内容的时候，受理案件的单位还是拒收，不敢受理。我说，就是因为你们有内部规定，法轮功案件不受理不答复，我才删掉了法轮功的内容，我要求追究涉案人员的违法犯罪的法律责任，不是让你们解决法轮功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往法轮功上面扯呢？全国各地都在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很多地方以撤案、不立案等等各种方式不再参与迫害，为何我们地区就不能这样做呢？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很无奈的说：我们也希望这样，其实我们比你们还难。

后来再投寄控告状之后，竟然接到市检察院立案的通知。也是这一年，中院常年参与办理法轮功案件的法官，告诉我，二审不要委托律师，二审的判决书早已经定好，只是等律师的辩护词一递交，判决书就送达当事人了。（即先判决，然后假装庭审，其实庭审是走过场。）

有一位一审法院的法官，几乎从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就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在家属咨询上诉的事宜时，很耐心的接待家属，帮助家属和法轮功学员及时完成上诉；有的法官还去看守所多次征询法轮功学员是否上诉，目的是希望能够继续上诉，而不是认罪。

我亲眼就看到这样的法官在办理明显的冤假错案时，面对上面强权的压力，不能判当事人无罪，只好将所有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材料写入判决书，希望当事人拿着这样的判决书来控告他这个法官。

在反迫害中 转变观念

二零二一年，街道人员多次上门找我，我以为他们胁从邪党上门骚扰和迫害我，所以对前来的工作人员厉声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不违法，他们上门没有法律依据。他们还平和的跟我说上门的理由，而我却十分的气愤，认为太不讲理。几次见面之后，我终于缓和了态度，听他们说话。

于是那个负责人告诉我，政法委书记要上我家，希望我不要开门，他们一去就是一、二十人，打开门我无法控制局面——原来他是为了我好才上门，他们也不愿意这样的恶行让自己成为帮凶，而我先入为主的思维把他们锁定在参与迫害的迫害者这个角色。

同年，我被非法拘留期间，刚送到拘留所，里面的警察恶声恶气的厉声问我：拍不拍照？我也厉声回答：不拍。就被另一个女警恶狠狠的带走了，带到一个大房间，让我取识别服（相当于美国的橘色囚服）穿在身上，还恶狠狠的问我：穿不穿？我也很厉害的说：不穿。女警气呼呼的将识别服扔到原地，很厌恶的带着我到了号室里，让我住下。

第二天，该女警又让其他在押人员强行给我穿识别服，不穿，就先暂时停了下来。当时还有另一位同修和我在一起。白天，同修讲真相给大家听的时候，这位恶狠狠的女警反而一直不吭声，一直听同修讲完，有时候还补充几句，配合同修讲真相。原来那个恶狠狠的背后只是虚张声势，用那表面的恶和狠掩盖这个生命对大法的敬意和对修炼人的保护。

这里的一位所长来查我们不穿识别服的事，过程中同修又给其讲真相，他都很认真的听。听同修讲完后，这位所长说，他的妈妈也是信佛的，信了很多年，他很尊重妈妈的信仰。却只字不提我们不穿识别服的事。

我被第二次非法拘留期间，我不吃饭，值班警察给我他们在外面买的饼子，说很好吃让我吃。我不吃，又给我方便面，我不要。我不穿识别服，在那里发正念；他们表面上制止，却不强势，言行中看得出，他们知道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无理的，他们是被动的、很不情愿的执行，是那种对这种迫害还在持续的消极抵制，又带着太多的无奈。

二零二四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时候，我不写污蔑大法的文字，包夹和恶警对我实施酷刑折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负责包夹我的犯人悄悄告诉我，她必须让众人看到她特别坏，否则在监区她无法活下去，别的包夹人会向警察告她。她不愿意折磨我，但是她会附和其他包夹人虚张声势，让我挺住。告诉我，一旦认定的事，哪怕脑袋掉了也不足惜，一定要坚持住。

有警察表面上找我谈话，逼我转化，言语间却提醒我用监狱法来控告监狱，告诉我自己怎么认识的就怎么写。她不认同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强制转化，认为不转化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选择，只要愿意承受后果，转不转化根本不应该强制。

有一位监狱警察，曾经也参与过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看到过那些非人的酷刑折磨，令人难以面对和忍受，所以特别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通过控告、举报的方式，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制止监狱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非人的虐待暴行。

当我从黑窝回到家，面对上门骚扰的派出所警察和街道、社区人员时，看到他们的无奈，看到他们明知是在迫害好人，不愿意参与又被动的无法抗拒，有人直接说：“共产党倒台了，这样的事就结束了。”

结语

法轮大法的真相，很多都是公检法人员（世人）用不同的方式讲给我听的。我成为大法弟子后，那些被迫直接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用他们的方式积极主动的配合我反迫害，让我亲眼见证了众生都是为法而来。

而与我有缘的众生，有些仍在持续参与无法停止的迫害齿轮中的（已无可救要的除外），是我没有修好自己，是我没有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好法。没有真正从法上提高，不仅没能救了与我有缘的众生，还让众生在无边的罪业中沉沦。

曲折的经历终于让我明白：众生都是为法来。大法弟子只有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才能真正解救与自己有缘的众生。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