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残忍折磨 湖南教师王福花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三月六日】王福花女士出生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原工作单位在湖南郴州市栖凤渡煤矿学校，当时在校职称是小教一级。

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王女士遭中共绑架关押至少六次，非法劳教一年半。非法劳教期间因不放弃信仰又被延期一年，冤狱二年半后释放当天又被劫入洗脑班关押二十天。

她曾遭多种酷刑折磨和各种灭绝性迫害。如“背宝剑”铐，“一字形”铐、悬空吊铐、野蛮灌食，电棒电击、戴脚镣、“熬鹰”、暴打、长时间罚站、罚蹲、罚坐，暴力洗脑等等。被强迫灌食时，牙齿被活脱脱连根拔起撬断一排；酷刑折磨时曾几次晕死……还被开除公职，被迫离婚、非法抄家四次等等。

她亲见白马垅劳教所当场将法轮功学员陈偶香灌食致死；还见证劳教所使用损害中枢神经的药物“冬眠灵”和“冬眠一号”谋害法轮功学员等等。

鉴于这一切惨剧的罪魁祸首皆因江泽民一手遮天发动迫害法轮功所致；鉴于中共对于这场浩劫已经延续十七年之久还没有停止；鉴于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使她不能再继续沉默；王女士毅然和家人携手起诉首犯江泽民。希望“两高”能顺天意为民除害，彰显人间正气。

其控告信已于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投往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下面是她在《刑事控告状》中的一些叙述。

（一）修炼法轮功使我身心受益

曾经一度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在众人看来，二十多岁的我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和家庭，然而我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让原本纯真、温良的我不得不随波逐流，从而出现感情的困扰。身体也越来越糟糕，如乙肝、输卵管炎、盆腔炎、腰痛、贫血等多种疾病缠身，久治不愈。

我常常痛苦的思考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直到偶然的一个清晨我惊喜的看到了生命的曙光——法轮功。当我看到“真、善、忍”三个字时，内心一震，层层心房的门被震开了。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震撼。我想：这不就是人生最高境界的道德要求吗？

2015年王福花炼功照片

修大法要与人为善，去掉对名、利、情的执著。别人对我生气，我不生气；别人辱骂我，我不动心。丈夫在外贪玩，不管孩子、家务，我不再怨恨，生闷气。我逐渐解脱了对情爱的迷恋、伤感，变得宽容、平和。

对利益我看淡了，买菜购物时不再斤斤计较；在路上捡到钱不再占为私有，而是到银行捐给希望工程。社会上赌博成风，修炼后我意识到赌博是一种恶习，不可为。

当我不断的修正自己，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的心变的宁静而快乐；身体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次大的全身消业后，困扰我多年的所有病痛都消失了。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身体一直非常健康，而且容貌看起来比同龄人至少年轻十岁。

（二）因为不放弃修炼我遭受中共灭绝性迫害

1、迫害初期被强制不准炼功，上交大法书籍等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们到炼功点炼功被一大群警察强行驱散。接下来要人人上交大法资料，表态不炼功。我不肯交书，郴州市苏仙区公安局警察打电话大声恐吓我，把桌子拍得咚咚响，还派三个公安到我当时上班的郴州市铁路小学调查。铁小为了避免受到牵连，立马辞退了我。我家的电话也被监控了。

2、第一次关押遭受勒索、恐吓，戴手铐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和吴建明、张秀英当夜坐火车到北京上访，不料在火车站被截访。公安搜走了我们的车票和路费约六千元，把家里的大法资料都抢走了。还把我们投入郴州市第二看守所。我被关了三十一天。

在看守所炼功时，老鼠遛到脚边啃我脚趾。巡房的狱警大声呵斥我躺下，值班武警用枪指着我停止炼功。女警唐晓红为了惩罚我，给我戴手铐六天。郴州市政保股胁迫我家人交钱取保，不然就判劳教；还要我写放弃大法的认识。那种压力，那种艰难，现在还无法用言语形容。

3、在天安门派出所被施行“背宝剑”酷刑

二零零零年五月三日，我和李广惠、汤学林来到天安门广场。我盘腿炼功时被两个武警绑架到前门派出所。晚上对我施行“背宝剑”酷刑。他们使劲抓住我两只手往一起拖，胳膊象断裂一样剧痛。警察把我的脚分开，马步站桩，让我的头抬起往上。一个警察踩住我的脚背，监督我保持这种姿势，还不时的打我一掌，捶我一拳。一个警察抓住我的手，摇晃着手铐，越摇手铐卡的越紧。

另一个抬起脚把我踢翻在地，拖起我原样站好。又一个点燃一根烟放到我鼻孔里，骂骂咧咧地说：你们不是不抽烟吗？今天让你抽个够。

不可言喻的痛楚不断地加剧，加剧……豆大的汗珠冒出来湿透了全身，烟熏的泪水和着汗水不停地在脸颊上流淌。我晕死过去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全身虚脱，双手已经麻木，失去知觉。四个月后手指的知觉才恢复正常。

4、第二次关押遭受暴打，戴脚镣，开除工作

我再次被抄家，劫持到郴州第二看守所七十七天。狱警唐晓红经常搜号，收缴大法经文，阻止犯人学炼法轮功。为了阻止我炼功，干警李根田甩了我十几个耳光，后脑被撞了一个大包。他和干警孙进军（有待调查）还给我双脚戴上脚镣，估计有二十多斤重。期间被强迫做劳工，没有报酬。

因为我上访，原单位被六一零办罚款一万元；去北京接我回来的旅途费还花了几千元。单位领导以我不放弃修炼，上访牵连他们受批评之由把我开除公职。同时，丈夫起诉法院要与我离婚。

5、给领导写真相信被国安局审讯四次

我给郴州市各层领导写大法好的真相信。当时市委书记李大伦（零六年因贪污落马，现在监狱服刑）下令，要国安局查找此事。国安局警察曾四次传讯我。记得最后一次，耗到中午下班了，他们就要一位家属代替看管我一下。我靠到椅子上眯着眼睛睡觉。吃中饭后，科长来到办公室。

家属说：“人家写了几封信也要抓来审问，放她回家算了。那个江泽民是什么东西，什么都不懂，还当个国家军委主席。我们家乡那里当兵的老人说，打一枪，江泽民都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整个国家都乱搞嘛。”科长叹口气说：“我们也不想这样，上面逼的，没办法。”

又折腾到下午快下班了，国安警察拿出拘留证威胁我：再不招，就把你送到看守所。我说写信是公民的权利，澄清事实是我做人的本份和良知，你们无权关押我。

6、在广州遭绑架被暴打致小指骨折

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晚上近十二点“政保股”陈兵志、李刚等警察又来抄家，抢走《转法轮》书。把我劫持到市公安局二楼。凌晨二点半～三点，我翻出窗户，站在空调外箱上跳下来坐车到广州，流离失所在一功友家暂住。

十月份的一天来了十多个警察抄家，把功友抓走了，把我也投进广州东山区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实在没有任何证据，就把我和“三无”人员遣送到收容所。

在广州收容中转站，我们无意发现一间隐秘的小房子，里面关了大法学员和小孩六、七个，那边男室还关了将近二十人，已经二、三个月不给用水了，头发下面的痂很厚。她们都穿着夏天的短袖衣，离开时我把身上穿的毛衣送给她们而迟到了一会儿，遭女警暴打致嘴角渗血，左手小指骨折。

7、第五次被关押遭暴打，野蛮灌食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那天，我又被绑架、抄家。陈兵志审讯我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咆哮着用扫把杆抽打我，打的我双膝不由自主的跪地。双腿皮肤变成了黑紫色，又肿又痛。

十二月二十九日开始我们集体绝食，抗议非法拘禁。所长赵文书每天把情况向公安局反映都无功而返。二零零一年元月二日中午，七、八个“外劳”打开牢门，冲进一号房抓人灌食。看守所走廊上有政法委的、检察院的、公安局的等，几十人围在那里指使着。他们把我拖到牢房的走廊上，摁住四肢在地上灌食。有的按手，有的按脚，有的按头，有的把我的鼻子捏紧，再用削尖的竹筒使劲撬牙齿，把竹筒插入嘴里，越插越深，插到喉咙，然后就不断地往竹筒地倒稀饭。我感到一阵阵窒息。

8、在劳教所生产队遭受铐刑，电击等各种虐待

二零零一年三月初，我被劫持到湖南株洲白马垅劳教所“生产队”的二大队五中队。先被搜身，有“夹控”人员监视我不准学法、炼功。每次点名不蹲下来就被强行按在地上，挨管教的辱骂、拳脚和体罚。

白天，狱警向队长用手铐把我背铐在生产车间的窗子栏杆上。晚上炼功，我和益阳的胡月辉被向队长吊铐在二层铁床最上的扶手上，只能脚尖点地，双手不能动弹，直到晚上十二点或凌晨二、三点才放下来，有时通宵双手铐在床前头横栏上。

演示图：电棍电击

有天，民管犯人姚文、张丽华铐住我双手从一楼拖到三楼。我的手被擦掉好几块皮，身上也几处受伤。我不肯去生产车间，每天六七个“夹控”抓、抬、拖着我，两只脚在路面上拖着。有次有两个特警边走边用电棒追着电击我的脚。当时有民工在建房子，都齐刷刷地看着这一切，特警才停止电击。

9、在劳教所严管队遭受的折磨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清早，劳教所全体男特警（刘杰、卢春明、刘霖、潘向东等）出动，手持电棒呵斥我们收拾东西，押送到七大队严管队。刚进门就抓出不配合的施电刑。电棍的“哧哧”声和受刑者的惨叫不绝于耳。

每天逼迫我们长时间坐小板凳，身体必须挺直，双脚并拢，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不许动。休息时也不准和同屋功友说话。我因为动了或眯了眼就被辱骂，提出异议的话就被提出去面壁罚站，或者用电棒击打。

有一次，狱警龙丽云看到我起床把劳教人员符号反扣了，逼迫我把符号戴正。我不愿意戴。七大队大队长袁利华抄起电棒朝我身上电击，边电边破口大骂。我感觉身体抽搐，每个细胞都在恐慌，要跳离身体。

四月初八是师尊的生日，为了防止我们庆祝，中队长陈伟指使“夹控”周小梅、周婷等把臭鞋子晒在窗台上，把窗台边桌子上的食品全部没收。

我们找到了仅剩的三包方便面泡在三个碗中敬师，大家不约而同地落泪，边哭边喊着“师父好！法轮大法好！铲除邪恶！”。陈伟抓住我们的头发拽，拿毛巾堵我们的嘴。许多“夹控”强行按住我们的手和身体。我说话就把我手背铐，用塑料胶牢牢封住嘴巴。我们绝食抵制迫害。二个特警电击我，逼迫进食。我用手挡住电棒，挡不住就撞墙抵制，好几次后他们才住手。

10、在劳教所转化队遭遇的种种邪恶乱象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我被劫持到七一转化队。整日全封闭式地灌输邪悟的谎言、每天换一个花样整人。围攻、谩骂、侮辱、殴打、体罚、用刑等等，使人没有喘息的机会。

最难以接受的是之前还是同甘共苦的功友，一眨眼转化过去了，就来揭批自己，帮助干警搞迫害，软硬兼施，没完没了地说那些邪恶的话，让人分不清真假。每转化过去一个人，她们都欢呼、鼓掌、用卡拉“OK”设备唱“同一首歌”庆贺。而坚定的同修面临的是无休无止的孤独、折磨、痛苦，特意营造如此大的反差让人觉得转化是对的。

几天后，二十多个邪悟者围住我，用最难听的话辱骂我，看我不动气，就对我动手动脚，有的击头，有的扒皮，有的挠痒。

当时我身上长了很多疥疮之类的脓疱。开始邪悟者和狱警勾结，逼迫我用药，以为只要我用药就会毁了我的功，想以此从思想上击垮我达到转化的目的。

“夹控”先把药溶在洗澡水中逼我洗，让牛高马大，男不男、女不女的“夹控”何春燕守在澡堂门口看着我洗。不洗的话就威胁我，把我脱光衣服，背着到处游街。

当我决定用药膏了，邪悟者头目却不准我用药，说如果我不转化，就让我烂成一丝丝的红肉，像冬毛老鼠肉一样，还拿着患疥疮烂的面目皆非的患者图片让我看。

我对大队长郑霞说：“看看谁正谁邪？你们劳教所把信仰真善忍的人转化成什么了，心灵扭曲，阴暗恶毒。你们这些干警有人格吗？你们这么作践我们，你们敢面对自己的父母子女吗……”

11、在劳教所被暴力灌食撬断一排牙齿

二零零一年十月底在生产队时，我又开始以绝食这种特殊的方式争取信仰“真善忍”的自由，历经十八天。二大队五中队队长陈伟指使监控犯人把我抬到医务室打吊针。我抵制打针。医生和“夹控”就把我吊铐在长椅子上。有天把我的手脚用军用绷带捆绑在铁床的四个角上，身体呈“大”字形状。我不停的扭动身体，让针头松动，打完后，药水打到皮肤表层，手臂肿得像小冬瓜那么大。

正因为我当时抵制打针，才躲过劳教所使用损害中枢神经的药物“冬眠灵”和“冬眠一号”谋害。后来监控陈楚君的吸毒犯人，在几天就要解教回家的一个晚上偷偷的告诉我这一惊天罪恶。她不忍心我再步陈楚君的后尘才冒险讲出这个秘密的。之前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有的功友绝食打针后就变的痴呆了。因为打了这种药，人像冬眠一样的想睡觉，醒来后什么事都记不起来，像个白痴一样。

十多天后，陈伟喊来二名特警，其中一个姓卢（可能叫卢春明），吆喝八、九个监控犯人把我强行抓住抬到医务室灌食。鲜血喷射出来，三颗牙连根拔起撬出来，一颗顺着灌的流食冲到胃里，二颗血淋淋的掉到身上。下颌一排三颗牙齿都没有了，另外二颗也只差一点也要断了。嘴巴瘪瘪的，说话漏风。（详情见明慧网报道）

12、在劳教所攻坚队生不如死的分分秒秒的折磨

二零零二年七月由省劳教所蹲点的所长赵晋岳，副所长赵桂保，指导员丁采兰等阴谋成立了“攻坚队”。郑霞为队长，后来由孙谨接替，狱警有黄文闵、朱蓉、赵帅群、尹彬、欧阳秀等。

八月我被劫到攻坚队，先掘地三尺的搜身搜包，身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包裹里的衣物要一寸一寸的捏过。如果点名不答到，不戴劳教人员的牌子，学法、炼功等所谓的不符合所规了，你就二十四小时受刑，这二十四小时只准上三、四次厕所，每次五～十分钟。

我们受刑轻的时候是长时间面壁，长时间下蹲。重的是铐上双手，铐的方式多样。有的两手被铐在双层铁床的最上层栏杆上；有的一手被铐在铁床底层的最下端，另一只手被铐在最上端；有的双手被拉直铐在有两米长的铁床两边，背贴床站立。有的一手被铐在最下端，另一只手从横杆上转一个弯铐在最上端。

为了防止我们背靠在栏杆上，床栏杆上绑两条小板凳，凳的八只脚卡住人的背或腰，并且双脚站直，膝盖不能弯曲，眼睛不能眯，如果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整夜不能睡觉。闭上眼睛就被监控打醒并涂清凉油，或用牙签撑开上下眼皮，或站在水桶里。有的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都没合眼，

监控有时给每个人戴上耳机听诬蔑大法的谎言宣传，并套上摩托车头盔，至深夜两三点钟才拿下来。不让睡觉也叫“熬鹰”酷刑。很多同修出现精神恍惚，晕倒了；很多同修脚肿胀的很大。真是生不如死的分分秒秒的折磨。

十月，我第二次被劫到攻坚队，我和大法弟子陈偶香同时到的。陈偶香遭受非人的折磨之后就绝食抵制迫害。狱警朱蓉指使刘小玉为主的六个“夹控”强行灌食，空荡的楼房时而传来她痛苦的挣扎声。第六天她被野蛮灌食致死。

13、被延期劳教一年，回家时再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狱警恐吓我们：“不转化休想出白马垅。”我一直被加期到最高期限一年。反过来，狱警利用减刑来鼓励转化的人和监控犯人，以此诱惑她们卖力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廖文燕、刘小红、彭玲、唐立其等都是我知道的帮凶监控。

二零零三年三月初，我被延期迫害一年后也到期了，还是不放我回家。我被迫离婚，没有家了；单位被迫除名，工作也没有了。过了几天，本地六一零指使我原单位把我接回郴州，直接送到郴州市北湖区党校洗脑班。

我对他们说：几年了，九死一生，我都没有放弃大法修炼，你们还能改变我什么？二十天后，原单位被六一零勒索一千八百元洗脑费用，用车送我回农村老家。

（三）迫害给我父母和女儿带来的伤痛

1、我母亲段年秀为我受迫害的事锥心透骨，到处奔波。她曾几次到株洲白马垅看望我。从老家出来要坐一天一夜的车，几次转车，搭长途汽车，又坐长途火车，再坐汽车才到白马垅。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老人要达到这一步是多么艰难！有一次钱带少了，

二天二夜没吃东西，可是劳教所却不让母亲接见我。一到家，母亲饿的瘫倒在地，几天都不能下床。

二零零四年后有二次安仁县六一零办指使警察到父母家抄家。有一次母亲不在家，年事已高的父亲身患高血压站立不太稳，说话不清楚。没有钥匙，他们就架着梯子翻到二楼闯入家里抄家。邻居都说：你们怎么这样做？后来我离开了家乡，截断六一零办知道我行踪的渠道，才多次化险为夷。

2、我女儿唐雅琪七岁半就被迫离开了妈妈。第一次知道我被抓走后哭了整整一天。听说警察打人，担心妈妈挨打，急的对老师、亲人、小朋友都哭诉：快点让妈妈回家。

这个年龄是最应该在妈妈身边撒娇的时期，却被无情的剥夺了快乐的童年。

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因为没有妈妈的关爱，她变的很惶恐、消沉，常常偷偷哭泣。而小学老师还要他们看诬蔑大法的影片《深渊》，要女儿做反面例子写体会，还在学校广播播放，加深对她和那些幼小孩子们的毒害。

在劳教所，我给女儿写了很多信，希望给女儿解答迷惑能够坚强的成长，可是很多信都扣押下来没有寄给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