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关押两次劳教 北京朝阳区王润成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七十二岁的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王润成向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王润成，一九四三年生，原河北省药物研究所助理工程师，一九八五年病休，一九九二年以后一直在京打工。

以下是王润成自述的事实。

肝肾功能衰竭被判“死刑”　修大法获重生

我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一个健康的人。

我在修炼法轮功以前，已经罹患职业损害性肝病十七年，期间的一九八五年五月，还曾因为爆发性肝肾功能衰竭而被医院判了“死刑”，虽然侥幸没有死，但是严重不全的肝肾功能使我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为了活命，我练了许多健身气功。但是因为健身气功大都不知道人得病的真正原因，所以从不强调重德修心性，而气功师也不是度人的觉者，没有威德能帮助练功人消业、净化身体，所以达到我心性所在位置的效果后就停滞不前了。因而我虽然练功十年，也只达到了肝肾功能的一定程度的好转，肝肾功能不全的症状依然严重。如：肝区不舒、肝腹部紧张、肝脏疼痛、牙龈渗血、牙齿松动、睡醒觉口腔常有血污、嘴唇上常有干涸的血渍；呼吸短浅并且呼长吸短、深吸气肺有刺痛；对有机溶剂甚至油漆气味过敏，稍有吸入就会使病情加重；极易疲劳，血液严重偏酸，长年失眠、睡眠不实并且睡多长时间也总感觉休息不过来、浑身酸懒得没一点劲；很小的体力活都干不了；眼睛干涩无泪、眉心后面像被锁住一样，怎么也放松不开，又紧又堵，看书超过半小时就会感到像缺氧和低血压一样的头痛、眼困、心烦，必须休息到缓过劲来才能继续看。

然而当我于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在青岛出差时为别人购得一套法轮功书籍而先睹为快时，连续阅读十二小时后，所有的病症就都不翼而飞了。

从此后，确切地说是从阅读《转法轮》一开始，我就感到越看眼睛越舒服，脑筋越清楚，眉心后面的锁像被打开一样，不堵了也不紧了；睡觉倒头就着，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深沉和易于醒觉那么妙不可言，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也不觉得困和累，有时即使只睡两三个小时也觉得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呼吸从未有过的顺畅深长，感觉空气也像变清新了似的；牙龈再也不出血了，甚至刷牙也都不再出血了，口腔没有血污了，嘴唇干净了，满嘴松动的牙齿也都紧固了；持续紧张了十七年的肝腹部也变得轻松舒服了，肝脏钝痛和肝区不舒的感觉全都消失了，食欲变好了，吃什么都能消化和正常吸收了；对什么化学试剂都不再过敏了。这一切的过程都是在两周之内完成的（其实，除了满嘴松动的牙齿感觉变化不太明显外，其他症状在头一天看书十二小时之后就都消失不见了）。

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中，有四套是动功，我学会炼功动作一周后，有一天集体晨炼，当炼到第二套的“头顶抱轮”时，我的身体就离地起空了，这象征我的大周天已全部打通。从此后我就出现了走路飘飘的像要离地、站着都有身体往上拔的感觉、骑车上坡好像有人推、爬楼登高如履平地、走多远的路都不累不脚痛、干多少活也不觉劳累的状态。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人没有病原来会如此美妙！

自那以后的十九年来，没再发生过任何其他疾病。

修炼法轮功做道德高尚的好人

我修炼法轮功除了身体的巨大获益之外，更巨大的受益是对宇宙、时空、人体、生命真谛以及天理、人生的深度理解和掌握，明白了人活着的目的、意义，知道了人为什么会有病有灾难、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和如何做好人的理，从而确立了我人生的目标和坚定不移返本归真的志向。

从此以后我就时时、事事、处处严格按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自觉地在家庭、在单位、在社会上做好人、做最好的人，做道德更高尚的人、超越常人的人；我变得更善良，更豁达，更能体谅人；利益面前不争不斗，做事习惯于首先想别人，矛盾面前找自己。

一九九八年江南发大水时，我和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一样捐了款，把我多年积蓄的钱和当月的工资总共三千元都捐出去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残酷的迫害环境下，我依然有过多次类似善举。有群众感动，请来记者采访，想隐去法轮功而报道出去被我谢绝。

到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前，法轮功的修炼人数已经达到一亿人，这么大的人群修心向善做好人，兢兢业业的生产、劳动、工作、学习，而且身体健康，为国家节省了医药费，遵纪守法，还有利于社会安定，那会给这个社会创造多大的价值、带来多大的好处啊！他们每天面对和接触的是全社会的人，那真是会为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带来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现在全世界有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法轮功带给他们社会的好处。然而恰恰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多，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才招致江泽民借口“法轮功与共产党争夺群众”，而滥用手中的权力，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把亿万修心向善的民众及其家人卷入长达十六年的浩劫之中。

控告人承受的迫害

1、两次被关押、两次被劳教

被迫害其间，我两次被监禁五个半月和两次被劳教共四年半。

第一次被绑架被劳教：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夜间，我在居民区发真相资料被门卫和社区治安员举报，三天后，即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半，被北京市朝阳区“610”官员、国保大队和太阳宫派出所的警察（包括三个便衣）共计十一人闯入住宅抄家，抄走我的十六本法轮功书籍和师父法像及几十份真相资料与一台电脑、一台佳能激光打印机，并劫持到朝阳区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后又于十月三十一日转到同一座院里的朝阳区拘留所关押两个月；接着被北京市劳教委处劳教两年处分，先是经“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执行了一个月，然后于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与其他五位来自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作为犯人的人员一共八十四人，以每人八百元的价格卖给河南省平顶山劳教所做劳工；到平顶山劳教所两天后，又于二月二日被转移到专门监管法轮功学员的河南省第三劳教所（他们内部简称“三所”，在许昌市）。到三所后刚一下车，就被三大队长师宝龙和二中队长赵志民找借口暴打了一顿。表面看是我“冲撞”了他的报复，实际上可能是见档案记录我未“转化”或者是因为我当着他们面给平顶山劳教所一位警察和两位牢头讲了真相，亦或三者兼而有之，要给我一个下马威。他首先对着蹲在地上的我们六人明知故问的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大法弟子！”他怒不可遏地吼道：“你们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我站起身对他说：“人们对大法弟子的误解总有一天会明白的！”他扭头对站在一旁的几个人向我的方向一挥手，高声喊道：“把他拖进去！”话音未落就见五六个如狼似虎的人扑了上来，把我拖到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关上门，对我进行拳打脚踢。大队长师宝龙一脚把我踹坐在了地上，我立即站立起来，并抗议他们打人。他们反而更凶狠地把我挤到墙角，七手八脚的边打边往下摁头揿肩、揪头发，想把我摁到地上，我奋力的挺立着不倒下去，赵志民就用皮鞋脚狠踩我的右小腿，硬生生把我的右腿腓骨踩劈才罢，导致我好几天须要有人扶持单腿跳着走路，颠簸着跛了半个多月后才能勉强正常行走。我被分到了二中队。当天我们每个人就被安排了四个包夹，包夹的责任是代替狱警负责出工前、收工后对我们的监管，监视，站队要站成对我的包围之势，睡觉是上下铺各睡三人，我睡下铺的中间，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包夹，上铺有两个包夹；早晚存取行李到包房也得有他们一人跟着领着才能进出，去厕所也要经他们批准并跟随。包夹为了表现、为了减期，使我受了不少的屈辱，直到半年后才由四个减成两个，再以后随着我对环境的熟悉，包夹也换过数次，情况才逐渐有所扭转。

超时做奴工

第三劳教所做的活是给假发厂加工坯料，即把一束人工合成的头发分十二绺密匝匝、拧着劲地卷绕在十二根木棍儿上扎成一捆，经蒸烤定型后拆开，形成有西人头发特征的卷曲型头发原型原料。

缠头发是件需要持续手劲的很苦的活，得年轻人干。每天从早到晚要干十三至十五个小时，两年劳教下来要磨掉手指不知多少层皮。干活坐的是小方凳放倒后的凳腿框垫纸箱，高低才合适。虽然是手在用劲，可是必须要用全身特别是臀部助力，所以屁股要被多次坐烂，臀部和腿部每天都是木的。我是上年纪人，干的是拆头发的活，年纪比我稍小的人还要收活、送活到烤房、取活到车间，五十五岁以下的就得去干缠头发的活了，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件是很吃力的活。我的臀部也是多次坐破流水过、手指被磨破过好几个来回。虽然被如此奴役，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一百二十元，后来增加了五元，也只达到一百二十五元，伙食质量如何？可想而知。

饭前逼唱红歌

被劳教的头年，每天午饭、晚饭前都被逼唱红歌，不唱不开饭。这对法轮功学员来说也是心灵的折磨，后来大家不得不在暗中改词换字，把整个歌词的内涵颠倒，才被取消。否则一边被残酷迫害，一边还为其唱赞歌，确实不愿意。

睡前逼迫宣誓

比唱红歌更甚的是睡前宣誓，宿舍墙上有誓词，内容完全是污蔑、反对法轮功和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所有被劳教人员都得宣，宣完才能睡。大家也是采取改词换内涵的做法，另外空间的邪恶感到恐惧才于半年后铲除。据说是三大队长师宝龙的发明。

月月逼写“三书”

所谓“三书”即指“悔过书”、“保证书”、和“决裂书”，每月都要被逼写。他们都知道写也是假的，改变不了这些人的什么，但是那也得写，就是要叫你说假话。你说了，他们的奖金就有保证了；不说？那就用酷刑逼你说。很多大法弟子就是因此被致残致死的。

第二次被绑架被劳教：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四日

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上午十点左右，太阳宫派出所与朝阳区国保共四人又来搜查，国保队的人抄走了三个新买的台电产MP3。这次我又被朝阳区看守所拘押四十多天，处劳教两年半，监外执行。

2、长期被监视

我是被长期监控的对象，包括家庭住宅、行踪、通讯（包括家庭成员的通讯），特别是二零零四年底至二零零六年九月底一段时间，他们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公安、国安、国保都投入了人力，每天至少有三辆车在门外、楼下和窗外马路对面盯着，我要上街就被前后保护起来了。二零零八年九月以后京石两地的国安、国保迫害法轮功的系统还联合了起来对我实行监视；二零一二年以前还有一个社区、邻居、门卫与国保串起来的监视网。电话监听一直没停，我的声音甚至还上了张家口市国安、国保的声音识别系统。实在是可悲之至！

家人承受的迫害

这场迫害也给我的家庭和亲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老伴在长期的恐惧中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本来无病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心脏病、高血压、脑动脉硬化、糖尿病、关节痛都上了身。长期的精神紧张也导致她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二零零四年九月的一天，仅仅因为听说我在火车站和火车上讲了真相，就被吓成了爆发性脑梗塞，瞬间失去了永久性说话、写字和计数的能力，不久后连认字的能力也渐渐失去了，行动也越来越困难。我被抓被劳教期间，她还有了严重的自闭症，不愿和儿子住在一起，因此她买东西付钱，只能让对方从她已经麻木的手中自己取，她不识数了；到银行取钱，只能把写有密码的纸条交给营业员帮助输密码。后来的状况更加不好。二零零七年六月只身到许昌劳教所看我时，眼都是斜的、嘴也是歪的，状态非常令人担心。她思念我，想看见我并想听到我说话，不远千里去看我，可是不幸的是劳教所会见用的电话都是坏的（狱警可能想以此索贿），只能隔着玻璃对视。可怜她不明白，以为是我不理她，非常失望、非常生气的走了。我求队长帮助截回，被冷漠拒绝。我连句安慰的话都没说成。幸亏是大法弟子家人，返回途中没有出事。因为她明白了真相，而且零五年就做了“三退”，为我保护过大法书，非常尊敬师父，所以在大法因素的保护下，硬是等到我刑满释放，并亲自跟单位的车将我从劳教所接回家，然后又熬过我第二次劳教期满，双腿瘫痪了两年后于二零一三年底去世。

以上我所受到的迫害，元凶江泽民必须承担全部罪责。

鉴于所有参与迫害的单位与个人所犯以上罪责，皆因江泽民一手造成，本人对他们不予起诉，特别是朝阳区看守所和拘留所的有关干警，他们都看过大法书，有许多还看过《九评共产党》，都承认大法弟子是好人，敬重大法师父李老师。在我第一次被关押的三个月期间，他们没有强迫我背监规、穿号服，并且允许我早晚两次炼功和以打坐炼功、发正念的形式坐板，允许我随便讲真相，有领导甚至高声在监区楼道鼓励我“给他们好好讲讲如何做好人！”从被关押头一天就嘱咐牢头，夜间不要安排我值班，他们对我的称呼普遍都是：“老王”、“老爷子”，放风时经过的牢房的牢头差不多都会伸出拇指冲我喊一声“法轮大法好！”，楼道的许多警察对此像没事一样。说明至少从零六年起，这里就有许多干警对这场迫害十分反感了。至于我的被劳教与他们无关，那不是他们能左右的。而且是我因为不知道老伴死活，听说在劳教所可以打电话和每月有接见日可以见面而两次提出申请的。即使是太阳宫派出所的警察，抄家时也是我让动哪动哪，我不让动的他们都没有动，电脑和打印机也是事后知道真相资料是我做的以后，才再次入室搬走的，我写字台抽屉的一千五百元现金和退休金卡都没动。这与全国各地的基层警察执行江泽民的“经济上截断”的政策和趁火打劫发善良人劫难财的那些执法者也不同。他们没有对我无理，也没有给我戴过手铐，在送我到看守所的路上，都承认法轮功学员是好人。这都说明罪魁祸首是江泽民，一切均应由江泽民负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