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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保定市张锦英等三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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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霞女士，曾用名王红霞，四十六岁，保定市蠡县国土资源局工作，被非法骚扰恐吓无数次、抄家一次、五次拘禁勒索、劳教三年（家人多方求人提前回家）。给她本人及家庭造成巨大伤害和严重后果。
徐秀枝女士，保定市人，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迫害；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被非法劳教，在石家庄劳教所、保定劳教所、高阳劳教所遭受种种酷刑。她诉述说：
“我曾三次被带到一个荒芜破败的厂房里二十四小时蹲铐，让人蹲在地上，两臂向两边分开，地上有铁环，两手就铐在铁环上。这种酷刑很难受，半天不到，腰、背、腿酸疼，恶心呕吐，腿、胳膊肿得象充了气似的，手铐勒进肉里，不让睡觉，刚一打盹，一边的队长就喊一下。在那种情况下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
 中共酷刑示意图：锁地环 |
“还有一次是一个男恶警姓王，在我被蹲铐时走进来，二话不说拿着高压直流电棍就下毒手。电棍一碰手铐，手铐就放出蓝光来，通向全身。我被电得全身抖动，又疼又麻，感觉五脏六腑都在身体里颤动……”
张锦英女士，五十五岁，保定市人，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二日被非法劳教，在石家庄劳教所、保定劳教所、高阳劳教所遭受种种酷刑。她诉述说：
“我被电得拼命扭动身体，季主任招呼来几个男警提住我手上的铐子把我上半身吊起来，杨和季某每人蹬住我的一条腿，又开始电我双脚，我在痛苦中大声念法，他们就电我的嘴，我被电得话不成句，这样折磨一个多小时，又问我炼不炼，我说炼。
 中共酷刑示意图：电击 |
“杨泽民又抱来一个铁盒子说是手摇电机，把两根铜线分别拧在我的两手大拇指上，开始猛摇手把，嘴里还恶狠狠地威胁谩骂……我被电击得失去了知觉，昏了过去，他们往我脚上倒凉水，将我浇醒，问我炼不炼？我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只是点了点头，他气急败坏的又折磨我，杨泽民边电边骂……手中的电棍‘嘶、嘶’的在我身上电个不停，一直折磨了几个小时，手腕被提着的铐子吊上体的时候手铐勒进肉里去了，大拇指下边的骨头也露出来了，脚上的踝子骨由于电脚心脚面时拼命扭动而蹭去肉皮，白色的骨头也露出来了，现在还留有伤 疤。”
根据刑法规定，江泽民犯下了剥夺公民信仰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非法剥夺公民财产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利用中共邪教组织，并触犯国际刑法，所犯罪行：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罪。因此，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
三位法轮功学员指出，江泽民滥用职权和国家资源，在中国发起并维持这场对善良民众的迫害长达十六年之久，对法制和民心的践踏也持续了十六年之久，耗尽了国力、财力，摧毁了道义良知，使中华民族的道德陷入空前危机。希望最高人民检察院立即把江泽民绳之以法，让“真、善、忍”回归中原。
附录1、张霞女士所述的控告事实与理由
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曾患多种疾病，如头痛、牙痛、健忘、神经衰弱、痔疮、妇科病常常痛苦难言。每次发工资后都要先去药店批发购买药品。丈夫又下岗了，同时上有老，下有小，使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一九九八年我喜得大法，炼法轮功后所有的病很快都好了，谁见了都说人更年轻了。而且婆媳融洽，家庭和睦。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电视、报纸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诬陷宣传，煽动仇恨。知情人都知道没有一句是真话。古人都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摆脱了疾病痛苦的我能不去凭着良心说句公道话吗？再说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九九九年年底，去北京上访，想说明真相，还没有找到信访局就被劫持到北京派出所，把口袋里的五百多元钱搜走。把几十个法轮功学员，不论男女都关在一间屋子里，还不让上厕所。期间，还单个提审、逼供，强迫把身上穿的衣服脱光。后来，被转到驻京办事处，把我们铐在暖气片上，单个提审，一天一宿才得以回家。
二零零零年单位多次让写保证，尤其是到所谓的敏感日（如：两会期间、四二五、七二零、十一、元旦等），甚至还不让我回家让人看着我。土地局不顾我家孩子小、又是女孩住在村外，无所顾忌的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被逼无奈，又一次进京上访，被劫持到满城看守所。恶人又一次把我的钱搜光。多次被非法提审、逼供。我绝食抗议，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不得已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邪党“两会”期间，单位不但逼我把书交出来，还不让回家，又把我看管起来十几天，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单位的行为给我和孩子、丈夫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和摧残。丈夫本来很支持炼功，但由于不断骚扰和迫害，丈夫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也由支持变成了反对，把大法书和磁带都烧了，甚至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相逼，想让我放弃修炼。无奈，又一次去北京上访，被关在顺义县看守所。被单位接回后送到县看守所（所长是王新斋）。我绝食抗议，公安局副局长魏占良指使小武警强行灌食，身体出现危险，十几天后。看守所勒索家人二百元钱才让我回家。
回到家也不得安宁，在土地局局长姚小松的授意下，副局长李悦新、王胜利、高常进、纪检书记张玉恒、办公室主任郑金辉多次到家逼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不写，姚小松又派国土所所有人员轮流到家看着我，严重干扰了我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妹妹的生意不去做也在家陪着。致使丈夫生意不能做，不得已陪着钱把羊和兔子卖了，把鸡也送人了，经济损失好几千。公公也因惊吓、担心，病情加重。他们的行为给我和家人的身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摧残
二零零一年四月初，蠡县各单位都在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不炼功的“保证书”，蠡县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一群恶人的逼迫下，情急之中从楼上跳下。单位竟以此为借口，说我在家不安全，副县长李志刚和土地局局长姚小松带领十几个人把我娘家围起来了（因刚从看守所绝食回来父亲把我接到娘家养养）。说什么把梯子放下来，把刀和剪刀也拿出来，说怕我自杀，家里人好话说了一大堆，他们也不干，不顾我身体虚弱，还是要强行带我走。最后让妈和三婶陪着还是把我们劫持到了县招待所。到了那里，公安局政保股李淑娟在那里等着。窗户钉死也不让出门，轮流给我做“转化”洗脑。当时政法委书记是陈永华，公安局局长是段荣才。单位十几个人陪着在那里又吃又喝，到现在还扣押着我好几个月的工资。非法关押了十几天才让回家。
回家后没几天，土地局国土股股长周良才和公安局政保股王军昌又把我骗到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后送到保定劳教所。后来我的家人去单位要人才知道我已被送到劳教所去了。父亲半个月吃不下东西，本来瘦弱的父亲更苍老了。我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姑姑听说我被送劳教所了，血压升高，住进了医院。公公也因长期担心，精神压力太大，旧病复发，于二零零五年也去世了。
在劳教所对我罚站折磨，长期奴役劳动。当时保定劳教所长是尹所长、女队队长是闫庆芬、李秀琴、张国红。吃的饭里都有辣椒面。来往信件她们先拆开然后才给我看。每天被强迫看诬陷大法的录像。还每天强迫写违心的“心得体会”。蠡县公安局陈贵星、王军昌多次到劳教所对我非法提审、逼供。在家人的多方求人活动下，才被放回家。
回家后，我多次要求上班，姚小松不同意。后来换了高常进当局长才让上班。至今单位还扣着我好几个月的工资。后来又换了两任局长，我曾多次找过他们（前任局长张会强和现任局长崔泽虎）要求补发扣押的工资，他们都推说是前任的事，没办法管。上班后，610的徐永刚、田利辉还经常到单位施压。让我上交身份证，骚扰、恐吓，让单位派车，说什么有炼法轮功的单位就得派车，说用就用。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蠡县610提前拟好名单，伙同公安局动用所有的警力，晚上七点统一行动。恶人又一次企图绑架我，我幸好走脱。当时，家里老人（我的姑姑）脑溢血已经瘫痪，丈夫说老人二次脑溢血谁负责任，他们仍不顾劝阻不出任何证件，非法抄家，把家里的打印机、耗材、老师法像和几本大法书都抢走了。老人受到惊吓，既担心亲人的安全，又害怕恶警的凶狠，病情加重，被送保定二院治疗。
在县政府、蠡吾镇强行征地时，（因为父亲不支征地钱），他们就派人到我单位恐吓、威胁，以炼法轮功为由，不支征地款就别上班了（他们低价征农民的地、高价转让从中牟利）。
附录2、徐秀枝所述的控告事实与理由
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我开始修大法的原因很简单――没钱看病。当时严重的肛裂，疼的我每天上厕所就象上刑一样，那时我经常想：谁要给我治好了肛裂，我立马给他磕一百个响头。紧接着又来了妇女病、胸部疼痛，更是雪上加霜，昂贵的检查费和药费，我看不起，找了个偏方还是骗人的，我感到我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我抱着儿子泪流满面，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奈，我体会到了绝望是什么滋味。
求生的本能使我想起了气功，一九九七年我有缘得到了一本《转法轮》，按照“真善忍”修炼后，我发现重德行善、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是一件高尚且快乐的事情。我不再和婆婆怄气了，婆婆夸我象换了个人似的；在单位里任劳任怨，利益上也不计较；有一次单位长工资，有长一级的，有长一级半的，只给我长了半级，我一笑了之；还有一次在单位收了一张百元假币，我把它撕了，自己拿出一百元补上了，别人说我傻。
我只是真修向善的亿万大法修炼者中的一员，大法的传出普遍使人心归正，道德提升。然而江泽民以小人妒嫉之心，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了与“真善忍”对立，利用职权，开动全国国家机器残酷打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晚，我去北京上访，在定兴县被截访，我单位所属商业局（现改名贸易局）在保定商业宾馆监禁我两天，局书记（女）给我谈话，逼我写思想认识，我如实的写了我对大法的认识，她看了说我“中毒”太深。后来我丈夫把我领回家，丈夫的单位也不让他上班了，让他在家看着我，局里、单位里也派几个人来对我“帮教”洗脑，我在那一段时间感觉快要被逼疯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因上访无门，我就到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来表达心声。被抓后，经由前门派出所到保定驻京办到保定我户口所在南市区派出所，最后把我非法拘留十五天，并说如果不写保证书，再延期十五天。刚好一个先我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延期半个月。哥哥来看我，说他要入党升职，她女儿过几年要考军校，因为我被株连，问我还炼不炼，我知道我说炼他会打我，所以我不说话，被问急了我就说了一句炼，他打了我一拳，他还要打我，一个警察过来了，他没再打。
过了几天，丈夫来了，让我在他事先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他怕我长期被关押不能回家，儿子那么小需要照顾。我不签，他象疯了一样抡圆了胳膊左右开弓打我的脸，我和丈夫结婚六年来，他从没有打过我一下。远处警察看见了才制止了他。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年前夕，我带着自制的横幅“法轮大法是正法”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我打开后又有好多法轮功学员把横幅打开。我被强制上了一辆依维柯警车后，车上窗帘都拉下来了，一个警察开始暴打一个小伙子，我下车时走到门口，那个警察突然打我，一拳打在腮部，我脑袋“嗡”的一下，感到天旋地转，差点摔在地上，我扶了座椅才没倒下。紧接着一拳一拳的打过来 ，我被打的气都喘不上来。共打了我四拳，最后我长长的吐了一口气，他看了我一会，让我下车。下车后我感觉嘴里咸咸的，吐了一口血，然后就进了前门派出所。
到了一个屋里，要我报姓名，我不说，一警察过来又打我的脸，我忍不住哭了。一屋天南海北的功友都哭了，都谴责警察打人不对。打人警察被别的警察轰出去了。当时有一个山西的年轻小伙子，也不说地址姓名，两个警察叫他上楼去，就听楼上“咕咚”“咕咚”的声音，一会儿这位同修满脸泪痕下来了，衣服不整，领带没了，头上往下流血，他说警察把他衣服脱掉打的。
后来我又被带到一个带护栏的监禁室里，里面有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走一拨，来一拨，我们这些打横幅的一直没让走。一个警察隔着护栏往人群里吐唾沫，后来又打开台式电风扇往人群里吹冷风。
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一个男的年轻同修坐在地上打坐炼功，身后是墙，一警察开门进来，一脚踹在那个学员胸口上，那一脚踹的实实足足的，后背是墙，在场的同修都很动心，不知谁说咱们炼功吧，我们站好开始炼动功，值班警察进来对着几个人乱踹一气，出去了，我们接着炼，他又进来挨个踹，他出去了我们还炼，他拿手铐两个人铐一个，铐在护栏上，我们还接着炼，他又铐了两个人，我们继续炼。这个时候换班警察来了，说：让他们炼吧。然后对我们说：别没完没了啊。我们好多人哭了，哭着把一、二、三、四套功法炼了一遍。
那一次给打横幅的法轮功学员都照了像，手里拿着横幅。在那里呆了两天，没人给水喝，也没人给饭吃。保定南市区让我单位到北京接我，路上领导说单位不景气，这一次次上北京花了不少钱。不久我被单位开除公职。
这次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我用绝食来抗议对我的不公正对待。绝食绝水到第三天，我身体开始燥热，外面数九天寒，冰柱子吊在窗檐下、房檐下，那年很冷。我半夜值班时上身就穿着一件秋衣。白天我坐在窗台边上挽起袖子把胳膊放在冰凉的窗台上，有时把脸也在窗台上冰一会儿。五六天后，我躺在睡觉的大通铺上，身体难受的翻过来，调过去，两手使劲抠床单，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捱。最后那天晚上睡觉时我没有脱衣服，因为我感觉明天早上我可能起不来了。我的脸已变色了。白天有同修劝我吃口苹果，我没吃。睡觉铃响过之后，女监负责人马队长象风一样从外面进来冲到我跟前，问我怎么样。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死不了。我是咬着被子说的，嘴打着颤，浑身抽搐。我的状况把她吓坏了，她一下子从大炕上跳到地上喊：你快要死了，你知道吗？你快要死了！120来了，医生摸不到脉，血压高压四十，没有低压，看守所连夜让派出所和我丈夫把我弄回家。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和几个同修又去北京打横幅，被绑架到保定驻京办，我们不报姓名地址，驻京办主任，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对我们大打出手，他用手打我的脸，打一顿问一次：说不说？我咬着牙就是不说。我不知道被打了多少巴掌，脸呼呼象冒火。陆续有各地驻京人员过来认领，认出一个连拉带打弄走一个，我们手拉着手坚决不分开，可是那些人高马大的壮男对我们大打出手，过程中还把我们铐在烫手的暖气管上。那天晚上整栋楼弥漫着沉闷的气息，据说一个楼的人都没睡觉。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六日，我最后一次去北京打横幅，被关进了保定看守所。这一次因为保定法轮功学员老去北京打横幅，不知惹恼了北京哪位领导，罚保定各个公安分局，一个打横幅的罚款一万，我所在的南市区被罚了七万。这下他们翻脸了，派出所里全班人马到看守所，所长丁剑平（音）亲自对我下手，他见我后就开始噼噼啪啪左右开弓打我的脸，一拳下去我就感到眼角不舒服，眼泪从眼角流下来，好象泪腺被打坏了似的，他打一会儿，歇一会，还揪住我的头发往墙上磕我的后脑勺，用皮鞋踢我的腿，踢在骨头上痛的我直咧嘴，最后打的我脸上都是血丝，往外溢汁。同修见了都掉眼泪，连女号队长看见了都生了气。后来派出所的人再来提审我们全体法轮功学员都抵抗。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我和七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关押在石家庄劳教所四大队，即女子大队。新人到劳教所三天的才让正式出工干活。这三天我在宿舍里看到院子里每天都有踢正步走的，老少都有。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拒穿劳教服，拒绝劳动改造，说：要把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改造成什么样的？往哪改呀？开始有八九十人参与，每天都有被叫到办公室几个人用胶皮棍打，用电棍电，上绳，到我去的时候正好一个月了，还有十九个人在坚持着。我的心一直沉了，我做梦都想不到劳教所如果恐怖，堪比地狱。
三天后，法轮功学员们开始绝食，包括我，队长让我在厂房外站墙根，从早上站到晚上，回宿舍后站宿舍里，熄灯时结束。我的腿站的又粗又肿，有两次勉强没晕倒。后来把我弄到新成立的五大队企图进行转化，因为我们天天炼功，所以被脚踹、打嘴巴、揪头发，挨打受骂成了家常便饭。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日日，保定劳教所成立女队，我被转到保定劳教所。在保定劳教所我们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一次灌食，我被姓杜的男狱医（从精神病院调来的）按倒在床上，头被按在床头横杠上，半坐半躺式的，一伙吸毒、卖淫、诈骗犯，有摁住我胳膊的，有摁住我腿的，有捏住我鼻子的，杜某按我的头，用钢勺撬我的嘴，往嘴里灌玉米粥，灌满嘴后一劳教犯用卫生纸捂住我的嘴，一个劳教犯用拳头砸肚子，我觉的我的五脏六腑要砸裂似的，疼痛难忍，又象是要从肚子里跑嘴里要被砸出来似的，动又不能动，鼻子嘴被堵着，灌的东西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我觉得我要窒息了。我拼了命的挣扎，我得空扭动了头，脑袋一歪，那个捏鼻子捂嘴的把手一松，我嘴里那口粥“扑”一下全喷在那人身上，她气急败坏的“啪、啪”就打了我几个嘴巴，我长长的出了口气。然后又接着灌，弄的我脖子、胸前全是玉米粥。他们折腾够了我后，让我先站一边，用同样方式灌另一个功友叫张荣杰（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的，不同的是他们用拳打她的肚子，然后又用脚踹，我看见他们那扭曲、变形的脸，象魔鬼一样。我心想拳头砸都这么难受，这用脚踹，不把她踹坏了吗？我知道我去拦她们，她们会打我，可是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过去拉住那个用脚踹的人说：“你们不要这样，会把她踹坏的！”这个犯人放下她转身对我就过来了， 她已经失去理性，失控了，不分鼻子、脑袋就打了过来。打完我后她拿起鞋来揪起张荣杰就打她的脸、头，两下就把她的假牙打飞了，打人的鞋子也打飞了。 我们四个人一人一身玉米粥，也不让我们洗衣服，我们换下后别的功友帮洗了。
就是这种灌法，涞源县法轮功学员马占梅玉米粥进气管后当场死了，张义芹被灌坏了肺或是气管，不久也离世而去。雄县马青霞也被灌坏了肺，离她两米远都能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
我因拒绝看诬陷大法的录像而背法，大队长李秀琴，指使几个犯人对我连打带骂，打我的脸，有一个人拿来一个竹板，一寸多宽，打我的脸。它们用脏布塞我的嘴，脱下带臭味的鞋 捂我的嘴。晚上是指导员闫庆芬值班，她把男队队长们叫来，把我从屋里叫出去，其他人进屋打人去了，屋里有二十左右法轮功学员，男队长好象是姓王，问我为什么不看录像，我说我是师父的弟子，怎么能看诬陷师父的录像？他拿电棍噼里啪啦的打火花，火花在黑暗的楼道里闪着刺眼的光，我被吓了一跳，我这是平生第一次看见那玩意儿。然后他说你想试试吗？我说试试就试试。我就要往屋里走，女队一副队长一把把我拽住说：让你到那边去！把我拽到一边。这时张荣杰出来了，我看见她胳膊上有几处小红点，我问她：他们电你了吗？她说嗯。紧接着我们就被拉到楼梯口，两手被铐在楼梯横杠上。闫庆芬和男队长们冲到屋里，对屋里二十左右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我听说闫庆芬一巴掌就把定兴史淑芬打晕过去了。
一会儿陆续有六个人被拽了出来，都铐在了楼梯上。闫庆芬拿着一把绳子对我说：这是强制机关，我不让你炼你就怎么着？我说：你把我铐在这里，我也没怨你恨你，你是这里的警察，你干你的，我是修炼人，我干我的。她翻来覆去问我，我就翻来覆去的那样说，她是想找借口制裁我，最终没找到，气急败坏的她跑了，一会儿又拿着手铐来了，对站在楼梯中间的史淑芬说：走，我让你吃点苦头。把史淑芬弄了一个大板铐（能致残的一种酷刑）。我们就这样被站着铐着，一站一天，站的两腿酸疼，脚后跟闹心的疼。
第一个晚上双手铐在楼梯上，正好对着窗户，寒风刺骨，就那么站着，我们就大声抗议，才让我们坐在楼梯上，双手仍铐着。有功友要送给我们衣服，执勤队长不让。我们就这样冻着，坐一会儿屁股就痛得受不了了，就蹲一会儿，有时打个盹就痛醒了。后来冻得连睡觉的意思也没了。
又一个晚上睡觉就睡在楼梯台阶上，一只手还得铐在楼梯上，同修李会茹铐的离我最近，她心疼我，让我在楼梯上睡，她在台阶上睡。
四天后我被中队长张国红带回教室指着电视问我看不看，我说不看，她就把我铐在上下铺的床上，两臂向两边伸直，象耶稣受难状，那滋味非常难受，一会儿胳膊就受 不了了。胳膊要放松，手铐就勒进肉里，痛彻心骨，要是支撑着，一会就似千斤重。我咬着牙坚持着。一个绝食的也被这样铐着，一会就晕过去了。
从早上到中午我就被这铐着。中午吃饭后，闫庆芬把我和楼梯上铐着的同修们铐在楼道的大铁门上，两臂高高的吊着，比上午那滋味还要难受，非常闹心，甚至恶心。
五天后，我的右臂就抬不起来了，半残了。一个人五十五岁的老同修，被吊的半个身体发麻，不能动弹，这样了还不放过她，让她坐在地上铐着另一只手。当劳教所头头们到女队巡视时，我质问他们：“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把我们铐残了，你们于心何忍？”一人说：“这是强制机关，不听管制就不行。”
很快高阳县也成立了女子劳教所五大队，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和十四个功友又被转到了高阳。
第五大队长杨泽民，男，四十多岁，天天叫嚣，把你们打死了，一把火烧了，还得让你家人给买骨灰盒，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下流，酷刑惨不忍睹，象钉子钉脚心，手摇电话电人，高压电棍塞进嘴里把舌头嘴里烧烂，打昏死过去用凉水浇醒，沾着水电人，大埋活人，灌大便，电手心、脚心，等等。这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毫无人性。在我们女人面前无耻的说：“打得你们血从裤子里流出来。”
我第一天到高阳，看到院子里都是一瘸一拐的人，互相扶着，觉的高阳劳教所挺好笑，收了一群拐子劳教犯。第二天一大早，有值班同修悄悄告诉我：昨天你们一块儿来的，分到第一个屋的被打了，我问：“你怎么知道？”她说：我们来了后就是一个屋一个屋的半夜提出去打。
后来又从石家庄劳教所转过来二十四个同修，那天晚上不知多少根电棍，噼噼啪啪闪着火花，灯都被拉灭了，只看见火花在闪，滋滋电人声， 恶警的嚎叫声，电棍不分鼻子、嘴、眼睛，触到哪就电哪，整整一宿，天刚刚亮就把她们转到专打人的那个厂房里接着打。
一个老太太被折磨晕过去了，恶警说她装傻，用脚踢她，又电她几下，发现是真的才住手。整整三天，她不知道是在阳间还是在阴间。把她弄回大院后，她才慢慢转过神来：“噢，是在阳间。”
因为抵制改造，我曾三次被带到一个荒芜破败的厂房里二十四小时蹲铐，让人蹲在地上，两臂向两边分开，地上有铁环，两手就铐在铁环上。这种酷刑很难受，半天不到，腰、背、腿酸疼，恶心呕吐，腿、胳膊肿得象充了气似的，手铐勒进肉里，不让睡觉，刚一打盹，一边的队长就喊一下。在那种情况下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恶徒杨泽民的司机房豹，男，三十多岁，专业打手。他把电棍插入我的后背，要我把煤球说成白的，把旁边的方凳说成是圆的，还对我说：韩玉红（涿州法轮功学员）不说，我打的她吐血，问我说不说，我正气凛然的说：“你作为人民警察，以教育人改造人为本职，是应该以身作则的，你怎么能让我把煤球说成白的，把方凳说成圆的呢？”恶警被我的正气所慑，嗖的把正准备电我的手缩了回去，气急败坏的围着我转圈，然后又让我说。我说：“你这样对待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我不希望你这样对待我。”他又一次象触电一样把手缩回去。然后又问我，如此三次，最后无可奈何的把电棍从我背上拿去，走时恶狠狠的扔下一句，“晚上再来收拾你。”
还有一次是一个男恶警姓王，在我被蹲铐时走进来，二话不说拿着高压直流电棍就下毒手。电棍一碰手铐，手铐就放出蓝光来，通向全身。我被电得全身抖动，又疼又麻，感觉五脏六腑都在身体里颤动，难受得生不如死。电的我蹲不住了，我就爬在了地上，往两边滚动着身体，用衣服压住一边的手铐，他就跑到另一边电另一只手铐，我就又滚爬起来再压住，他就来回跑，如此多次后，他让我蹲起来，我起来后，他又电我，我就又爬在地上，反复几次，直到我心脏剧烈跳动，喘不上气来，全身像虚脱了一样，爬不起来了，他才罢休。这时我才感觉到手铐已经发烫，手铐勒进了肉里往外流血，骨头疼了多少天后还不敢摸，我的纯白色羽绒服都成黑色的了。
二零零一年二月丈夫（在中国工商银行保定支行工作）带着新市区法院的人到高阳劳教所跟我离婚。原因是去年要提他当处长，因为家属炼法轮功，他被剥夺了升职的机会，再加上我被非法劳教，他每天借酒浇愁，最终决定离婚。法院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给了我一份离婚判决书。也就是说我以上所说的丈夫按现在来说是我的前夫。我的儿子在学校受尽了同学的嘲笑，嘲笑他有个炼法轮功的妈妈，他经常跟同学打架，因打架转学、留级。二零零三年我从劳教所出来后，看了儿子一次，他的后妈知道了对儿子又打又骂，我在门外听着，从那以后我不再去看他了。
二零零一年六月，刚从高阳劳教所出来二十天后，我又一次被绑架，是保定先锋街派出所干的，卢五锁是大队长负责酷刑逼供，这一次我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击。
在看守所，因为绝食和喊口号，我被砸了大镣，脚上十斤的大铁疙瘩和两手连在一起，走路直不起身子来，上厕所得有人帮忙，脚腕上硌出血，晚上睡觉刚一迷糊就疼醒了，雄县王小书被关进铁笼子里，状况更为凄惨。
一天新市区的什么人有十来个扛着摄像机来了，把当时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到一个屋里去，我一看状况不对，我就蹲在地上，无论他们怎样威胁恐吓我就是不站起来，也不说话，僵持了半天，他们说你走吧。我戴着大镣一步步往回挪着走的时候，不知道对我录像了没有。
后来一天让我们都出门上了一辆卡车，每辆车中间是法轮功学员，两边各一个罪犯，很快我明白了，这是要拉我们游街，我放开嗓子在大街上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车上警察吓坏了，威胁我，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堵我的嘴。我挣开后接着喊，我这样喊了一路，最后他们把毛巾勒在我嘴里绑在脑后。到了五一电影院门口，那里人山人海，我看到那么多人，我使劲挣开毛巾放声大喊，那两个人一下子就把我摁倒在车厢里，其中一个说：你再喊就把你的下巴摘掉。紧接着他们把我推下车弄到一个屋子里，原来外面要开公审大会。因为我这一路喊，他们不敢让我上台，连其他几个女同修都没让上台。
后来又被非法劳教两年，直到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从劳教所出来，这种非人的生涯才彻底结束。
出来后我无处可去，也就开始了我的流离失所生活。其实流离失所的日子比在劳教所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仅二零零三年一年里我就搬了五次家，帮别人搬了两次，共搬了七次，那个累呀，牙疼、气短。保定市时不时的地毯式清查房屋，登记注册，我搬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今天住这里还好好的，明天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到棉纺厂小区串门，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到花园里派出所。一到派出所我就想：无论他们怎么对待我，我就看自己错在哪里，但是无理的要求迫害我都坚决拒绝。主要负责人曹巨光，非常兴奋，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了。他们让女警搜身，我拒不接受，但还是把我戴的mp3抢走了。后来问我姓名，我拒不回答，晚上四五个警察熬我，不让我睡觉，我一打瞌睡，他们就在我耳朵里放象是鬼叫的声音。有一个特别凶的人恶狠狠的让我站着。他们给我照像，我不让照，折腾半天没有照成，晚上曹巨光用手机在骗我跟他说话时偷偷的给我拍了一 张，他们在网上认出了我。
认出我后，曹巨光凶神恶煞的冲进屋来，把我铐在一把椅子上，用钥匙戳在我的下巴上，恶狠狠的问我住在哪里，都认识谁，我拒不回答，曹巨光把椅子推倒，我就只能蹲在地上。后来，一帮人用黑塑料袋套在我头上，把我劫持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服务生都是军人，我所在的房间有两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有沐浴等，有两个象是安全局的人非法审问我，其中一个人非常阴毒，往我的脸上吐烟圈，从我被绑架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没吃没喝，他们提着我的下巴灌我水，我就喊法轮大法好，这人就打我脸，拿苍蝇拍拍我。他们想让我给他们当内奸，达不到目的，就把我拉到涞水看守所，说是让我吃点苦头。
三天后，卢五锁（可能是新市区国保大队长）带着一帮人到涞水看守所提审我，在得到零口供后，他们又把我拉回保定，先弄到我一个洗脑班（我们叫它棉纺厂小白楼，好多法轮功学员在那里被酷刑转化），后来又把我弄到棉纺小区里的一个明星旅馆，晚上半夜十二点了，他们把我铐在椅子上，想熬我，我没同意。第二天早上五点我从旅馆里自己走脱了。
这次的损失很大，我的住处被他们找到，包括别人刚刚放到我那里的打印机和书籍等，具体损失有：一千元现金、一个mp3、一个二手笔记本电脑及无线上网卡、移动硬盘一个、三星打印机一台、一个1020打印机、钉书器、切纸刀、我的户口本、一个师父法像及香炉、一整套大法书籍及其他大法书籍。以上合计共计价值八千多元。
二零零七年七月，中央开十七大前维稳，保定又开始对修炼人大抓捕。七号那天我去一同修家串门，中午一点突然闯进一群警察，进屋就开始翻箱倒柜的抄家。他们摁着我下楼，我就使劲喊“法轮大法好”，一个警察一下把我摁在地上，两手拧在后背上。把我塞进车里，那个男的还在摁着我，我说：你都把我塞进车了，你还摁着我？他才松手，我的手腕被攥的青紫。我俩被拉到片派出所――韩北派出所。他们问我是谁，我不说，恶警李义，对我打耳光，而另一个恶警，我对他说了一句：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他却对我打耳光。他给我的印象好象是在练习打人，因为他表情并没有那么恶。警察让我站好，我不站好，他们就打我，晚上不让我睡觉，让我站了一宿，我不配合，他们就打。同修的家属晚上去看她，和值班警察闹了起来，然后走了。 值班警察打电话给所长，因为要开十七大了，所有警察都是二十四小时值班。所长带领大队人马回来后，问我他是谁，住哪儿，我不说，然后他们把我弄到楼上，一大群警察把我围住，对我大打出手，打我一番又问我说不说，我说死都不说，所长抬屁股走了，那个练习打人的警察打了我一嘴巴才走。
第二天，保定看守所因为关押的人太多了，就把我们送到定兴县看守所羁押。我绝食过程中心脏病突发，每时每刻都有生命危险，看守所就催保定把人弄走，韩北派出所就把我拉到石家庄劳教所意图劳教，因为检查身体不合格，又被拉回韩北派出所，但是新市区分局不想放我回家，我一直在派出所呆了一晚上，早上我躺在水泥地上口吐白沫，不得已才让我哥哥接我回家。
本来我包里有七千七百五十元，可是他们抢走我的包后点数时一下就成了五千五百五十元，少了二千元，这二千元不知哪里去了。我出来后曾经去派出所要那五千多块钱，他们一直没给我。
我没有身份证，户口本，在当今时时事事离不开身份证的年代，给我的生活以至生存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没办法，从二零一零年起，每年都去我户口所属派出所南关大街派出所办理，所长李强、户籍民警孙立民，好说歹说就是不给我办，理由是怕我有什么事端掉他们的饭碗。还告诉我说：我给了你身份证你也用不成，你在省黑名单上呢，你到银行存钱都存不了，坐车更不可能。我觉的一个人不能利用职权、用自己凭空想象的东西给别人制造困难；我也一直搞不明白我怎么就上了那么严重的黑名单呢？
附录3、张锦英女士所述的事实与理由
一九九八年一月我幸遇《转法轮》一书，一夜读完，大法法理清洗我的心灵，净化我思想，清理我那业力满身的身体。当时，我血压一百八十～二百四十，心脏不好，脾气暴躁，爱指责别人，自私，跟别人吵架是常事，以前与丈夫三天两头打，早早离了婚；学炼法轮功后，我处处按真善忍做好人，说话考虑别人的感受，做事不伤害别人，做买卖再也不给小份量了，与兄弟姐妹不再为一点小利争了，八十多岁老母亲我一人照顾，前夫卖房要我签字，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小姑子都说你太老实了，我说我修炼法轮功了，不能为了利益伤害他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清晨，我去广场炼功，警察把广场包围了，数不清的警察把炼功人的队形包围住了，在炼抱轮时感到警察的拳头挥舞的风声都感受到了，打坐时，警车喇叭噪音象刮铁的声音刺耳，后听说是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说是×教，不让炼了，对我来说 真是晴天霹雳，教人向善、首先高尚做好的高德大法不让学了，这怎么可能呀？政府一定是弄错了，到北京上访，被警察便衣抢走大法书，被殴打辱骂，关在丰台体育馆，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非法搜身，抢钱和贵重物品，送回保定洗脑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我一人去了北京永定门一号，信访局，但信访局门口的牌子摘掉了， 没有挂牌，大门口周围有很多警察、便衣。我刚到就被盯上了，被保定公安抓回保定，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说：“我们也知道这个功法好，可是江泽民不让炼，我们也没办法，我是吃这碗饭就得管你，你说不炼了，我就放你。我没有答应，表示坚决修炼法轮功，这样被非法拘留了十五天。违法犯罪直接单位：保定北市区和平里派出所警察田靖。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我去北京，刚到天安门广场就有警察问我是炼法轮功的吗？我说是，那人就打电话叫警车抓我，我平静地对他说：“你们 为什么抓我？国家并没有规定炼法轮功的不许来天安门。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那恶警恶狠狠地说：“你等着，一会儿我再让你讲理。”车开过来，他们把我死 拉硬拽推上车，把车窗帘放下（怕人看见），他开始打我，揪着我的头发往车上撞，另一个说别把玻璃打碎了，他便又开始打耳光，打了很长时间，累得该恶警直喘 粗气，打累了，手扶着车座，又用脚踹我的小腹、胸口和头部，嘴里还恶声恶气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当时被打得头昏目眩，眼前一片漆黑，心里只是反复默念 “真善忍”。和我同车被抓的还有深圳一名大学生，他同样遭受了如此对待，他的脸被打得又红又肿，恶警还污辱他说：“你不有师父保护吗？怎么不来救你呢？我 就是要打死你们，看你还炼不炼？”抓一车法轮功学员，就送前门派出所，那天光前门派出所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至少三百人。我被保定驻京办的人接回之后，被送到和 平里派出所。那个叫田靖的警察，在暖气管上铐了我一夜。审讯时又对我大打出手，说我给他们添麻烦，问我为什么去北京，我说：“从电视上看到非法判 王治文等几个人的刑我不服，我认为不对，他们只是义务为大家服务，并没有犯罪。”他说：“原来你是为法轮功喊冤叫屈呀！”我说是，我们炼功人都屈，电视上 说的全是骗人的谎言，都是假的。他便对另一警察说打她，狠狠地打，就用警棍打我的手、胳膊、后背，多处青紫，用脚踢我的腿，疼得我当时倒在地上起不来。就这样我又被非法拘留了十八天，被他们踢伤的腿痛了很长时间都是青色的，走路拐了好多天。
违法犯罪单位：保定市北市区和平里派出所恶警田静，还有一男警。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六日，约有三十几个人，拿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大横幅，在天安门广场高呼：“法轮大法好”，几分钟后，跑来很多警察，便衣和警车，把我们包围，要抢我们手中的横幅，我们几十双手紧紧抓住横幅不放，警察因长时间抢不走横幅，又有很多围观群众，还有的在给我们照像，就气急败坏地把法轮功学员推倒在地，穿着皮鞋在我们身上和抓着横幅的手上乱踩一气，在我的头上乱踢，我疼得失去了知觉，被他们抬上车，我醒来看到功友们和警察抢横幅，我又从 车上下来去保护横幅，一恶警指着我说，就她刺头，狠狠地打她。恶警们就蜂拥而上，对我猛踢猛踹，手、手腕、胳膊、身上，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右脸上被踢了一个大紫包，肿得象大馒头，眼睛成了一条缝，什么也看不清，嘴唇被皮鞋踢烂了，下巴骨也被踢伤了，十几天张不开嘴吃不下东西，只能用管吸流食。被关到前门派出所后，一恶警正在刷牙，满口的牙膏沫往我脸上喷，说我影响了他睡觉了，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骂脏话，污辱我人格，打我耳光，逼我说地址，我坚决不说。最后被驻京办的人认出来，把我带走。
二零零零年春节还有三天，我和几个功友又踏上了北上的车，一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就高喊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 们的嗓子喊哑了，一直是流着泪在喊。警察抓住我的胳膊要把我推上车，我决不顺从，就不上车，多喊一声是一声。把我抓到前门派出所，开始搜身，功友刘玉婷带的经文被搜去，恶警边撕边骂，玉婷要抢回经文，那人便打玉婷，我冲上前去推开他说：“你不能打人，她护法没有错。”恶警气急败坏说你好大胆子，反了你了，和另一恶警对我 一顿拳打脚踢，又拿来一根四棱桌腿，照我头部就打，鲜血立刻喷流出来，满脸是血，功友急忙为我擦血，止血，头部被打了二个大口子，一个一寸多长，一个不到 一寸，流了很多血，一卷卫生纸全被血浸透了，还不够用。虽然他打了我，我却一点也不恨他，只觉得他很可怜，只不过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利用的工具而已，我一手用卫生纸捂着伤口，一边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最后他似乎明白了一点，说：“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你们师父是下世度人的佛，等 你们师父回国的时候，我用鲜花，红地毯迎接你师父，为你们站岗，为你们服务。”我说：“那就看你怎么做了，如果你以后不再打人、不再骂大法，不再撕书了， 就会有机会，否则很难说的。”。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六日，当时正在开两会（政协、人大），我们希望两会能重新审议法轮功有关问题，我和另外八名法轮功学员再次进京在天安门打横幅，炼功，被抓后， 送往前门派出所，后来被关押到保定看守所。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手续的情况下，我 被关押了七十五天，其中还有张贵婷、刘玉婷等另外六人，都是法轮功学员，
五月十二日，把我 们发配到石家庄劳教所。正值中午，值班狱警启用一个叫段淑英的女流氓搜我们身，搜走我们的经文，在那里关押了一个多月，（一、三、五大队）法轮功学员受尽折 磨。除了上厕所和洗漱哪儿都不许去，二十四小时在屋里坐着，不许和其他功友说话，看见就拳打脚踢，不服就吊铐，两脚尖着地，双手被铐得失去知觉，一铐十几个 小时，嘴稍一动就认为是背经文，便打耳光，每天早上谁炼功谁遭毒打，惨叫之声接连不断，恶警耿红军专门迫害炼功学员，他利用别的犯人想早回家的心理，让犯 人看管，谁对法轮功弟子狠，给谁减刑期。犯人段淑英等几个歹徒对我们非打即骂，一打坐，她们就上来用手又拧又掐，有的学员的乳头被掐烂，歹徒拧下阴部，大腿内侧，还把辣椒弄烂了往张荣杰等功友们的眼睛里、鼻孔里、嘴里塞，极端的剧痛使人惨叫，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歹徒们的残忍程度人的语言无法形容。恶人们往 法轮功学员嘴里塞肥皂，牙膏，用过的卫生巾，用毛巾勒脖子，很多法轮功学员不堪忍受这种非人折磨，被逼绝食抗议。恶警对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进行纵容，狱警 还残酷地给法轮功学员灌食，有一十八岁女弟子灌食的管子插到气管里去了，还给她灌，她拼命用戴着手铐的手把管子扯下来，才幸免一死。法轮功学员张荣杰因炼功 被吊铐，后又铐在桌腿上，不让睡觉，当时她已经绝食十几天了，耿红军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张十几天没吃东西了，还被耿红军打耳光，一打就是几十个左右 开弓！荣杰说警察打人是知法犯法，这恶警说：“打死活该，这是我的权力。”法轮功学员都被他毒打过，对保定的董春玲上过三次警绳，绳子都勒断了，又从后边 吊起来很长时间，到现在前胸两侧留有二条被绳子勒得很深的沟。白丽丽、刘新彩等因炼功被他用警棍打屁股，都打成紫黑色，局部被打烂，不能坐，不能躺。
每天 强迫劳动，从早五点三十至晚十一点，中午不许休息，完不成任务加班，甚至到后半夜一、两点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有的累昏死过去，醒来后也不让休 息，干活赶任务，有个不炼功的常人因过度劳累，蹬着机子干活时睡着了把手指头给机针穿透了。功友们抗议这种非人折磨，集体不穿号服，拒绝强迫劳动，要求学 法炼功。因为我们修佛向善没有罪，我们不是犯人。石家庄劳教所及耿红军就强迫法轮功学员每天走正步，练队列，体罚，站墙根，谁走不齐就打谁，用手打累了就用 警棍打，一个个被打得惨不忍睹。从起床到晚十一点站得功友们腿肿得很粗，脚肿得穿不上鞋，如此酷刑折磨一个月。
同年七月三十日，我和保定的法轮功学员被转送到保定劳教所，那里分普管班和严管班，我和徐秀芝，张荣杰，孔会娟等八人分在严管班，不许和功友说话，上厕所也有专人盯着。不久暴徒们对我们开始了四十五天的强行洗脑。放录像诽谤师父，诽谤 大法，念破坏大法的报纸和书，对我们进行精神迫害，我们不听，不看，有几个弟子被严庆芳（女，劳教所大队长），给下令全铐在楼梯转角处，几天几夜不许睡 觉，有个功友叫刘红玉问为什么铐人？也被恶警非法铐了起来。我觉得应该抵制这种迫害，要求和严庆芳（大队长）谈话，我怀善心和她讲道理，讲善恶必报是天 理，讲宇宙大法是修佛修道大法，我们既不争名夺利，也不追求权利政治，她哑口无言，说我讲得很好，她要和其他领导研究后才能决定放不放人，结果下午就把我 和一个叫张贵婷的法轮功学员关了小号，说我俩带头闹事绝食的。小号环境阴暗潮湿，到处苍蝇蚊子，虫子成群结队在地上床上乱爬，恶臭的气味呛得人无法呼吸，年 轻的女队长来时恶心得捂着鼻子，她们怕我们炼功，每天二十四小时我的手都被铐在床头上，时间一长，胳膊很疼。手指头和手掌都失去了知觉，好象木头一样，大小 便都在床下的便桶里，二十四小时来一个队长看着我们倒一次，当时已经绝食二十多天了，因为我们绝食，严庆芳下令不许洗脸漱口，不许喝水，灌食用玉米粥，里面 放盐，烧得胃里象火烤一样，发高烧，浑身热得难以忍受，经常吐血和便血。虽然我们拒绝吃狱饭，他们故意派人每天送二个比核桃大一点的窝头及一块咸菜（小号 的伙食标准是每天二两粮食）。
小号在二楼的最东头和男犯人的宿舍是通着的，虽然铐着我们，也仍让男牢的犯人看管着我们，门是开着的，白天通 常半小时看一次，不论我们换衣服还是大小便，男犯人随时都有可能进来看见。搞得我们提心吊胆，手因长时间戴铐，有时剧痛，有时麻木，没有了灵活性。有时半 夜醒来，看见铁笼子外边有几个男犯人虎视眈眈地直盯着我们，真令人毛骨悚然。
这样度日如年的日子给我们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在小号关押十五天，严大队长说 只要向她认错就解除关小号，我是宁死不屈坚决抵制邪恶。最后因年轻的女队长都不愿来看着我们去倒便桶，才让我俩上去。
上楼后，（女监在四楼）和三十多位功友为了证实大法、抵制邪 恶的洗脑，继续绝食，暴徒们为了达到强迫我们放弃信仰“真善忍”的目的，强迫我们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开始‘坐板’（把方凳放倒坐着）一直坐到夜晚 十一点半，不许喝水，洗漱，不许说话，不许合眼，只许看电视，谁合眼就打耳光，或“罚站立”，屁股都磨破了。张荣杰因不接受强行洗脑，被施酷刑‘大板 铐’（将人的四肢拉直用铐子分别铐在床的四个角上，表面上是躺着，但几个小时之后，就象无数蚂蚁虫子在身体里乱爬一样，骨头缝，全身的筋，全身的肉，皮肤 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其痛苦的滋味无法用语言诉说，人的双手和双脚又疼又麻木，上厕所裤子都提不了，至今都有后遗症。
这时我们坚持绝食已有二个月了，一个个瘦得皮包骨，身体极度虚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以严庆芳为首的邪恶之徒丧心病狂更加卖命的摧残法轮功学员，其目的是为了多拿一点奖金，为了一己私利不惜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以达到他们向上级邀功请赏的肮脏目的。
在一次晚上灌食的时候，姓杜的狱医（刚从精神病院调来的）在所部及严庆芳的指使下，开始对我下毒手，信队长叫我到灌食房间，问我继续绝食吗？我说：你们强迫洗 脑是侵犯人权，我是合法公民，有信仰自由和权利，你们如果不再强制洗脑，我当然可以吃饭。信队长说：那你就躺下吧！宋大夫闯过来拿一根小手指头粗的硬塑料 管子，往我的鼻孔插，而且是来回猛扎，我的口里只觉得咸咸的东西往里流，我感到不对劲，一看杜大夫面目表情扭曲着非常可怕，就象电影里的虐待狂一样，眼睛 里闪动着一种可怕的东西，这是一个十足的恶棍！他觉得还不够狠，又用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上半身全揪起来，另一只手狠劲的上下猛扎，我只觉得头疼欲 裂，眼冒金星，大口的血从嘴里，鼻子里喷涌而出，便失去了知觉，过了很长时间醒来，全身发抖，抽筋，不能行走，脑袋感觉又大又重，痛得无法睁眼，勉强睁开 便觉天昏地暗，看人都有很多重影，手、胳膊被掐得青紫，肿了老高，疼得抬不起来，嘴唇、人中也被掐破。
在队长严庆芳的邪恶指使下，杜大夫和 犯人李金平等四个值大班的恶人合谋残害法轮功学员，在灌食时，不用管子，用钳子撬开法轮功学员的嘴，那天他们又恶狠狠地给我灌食，其中一人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推 倒，后面一人揪住我头发靠在床边上，前边一人双脚用劲蹬在我的脚尖上，用拳头打我胸口和腹部，一个人撬开嘴往里灌玉米粥，特别咸，不知放了多少盐，然后用 卫生纸捂住我的嘴，开始击打我的胸口和腹部，直至咽下去为止，再灌再打，一直折磨我一个多小时。接下来又灌徐秀芝，孔会娟，张荣杰。张荣杰被灌时，因捂嘴 时把鼻子也捂住了，她受不了，拼命挣扎，喷了那些恶人一脸粥，结果遭到一顿毒打，打嘴巴子，把牙打飞一个，踹她的腹部和大腿，打得她吐了血才住手，我们四 个人的腹部上的肉皮全是青一块紫一块，呼吸都疼，到现在心口不时疼痛。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和徐秀芝，张荣杰，孔会娟等十五名保定劳教所认 为最坚决的法轮功学员被转送到高阳劳教所，高阳劳教所女子中队住一个大四合院，大门在东边，两侧各有 三小间，北面大房五间，一排西房五、六间，厕所在西南角，南面是晾晒衣服的地方，院中间是一旗杆。高阳劳教所（五大队）离县城二三十里地，周围是树林，坟 地，荒无人烟，我们到那之后，暴徒们强迫我们蹲在地上，逐个搜身，脱得一丝不挂，衣服、内衣、鞋子所有的东西全打开，搜查大法资料，当天晚上吃完饭，来了 一姓刘的小队长，、让我们背劳教人员守则，我们说：法轮功学员无罪，也不是犯人，为什么背诵犯人的守则呢？一会功友许文君被叫出去打了一顿耳光。
当天夜里暴徒们就把功友刘凤仙叫出去，逼她写保证书，不写就用各种刑具折磨。又叫李荣珍，她被折磨得很惨，电棍电得她走路都很困难，双手的手腕被铐子全勒进 肉里去了，血淋林的很可怕，吃饭的小勺都拿不起来。
我是第三个被提出去的，我被带到院子外边一个大办公室，中间放一块地毯，进去后就让我把鞋和袜子脱下， 坐在地毯上（今后决不能再配合），问我在所内必须做到“三不”，我回答：“办不到，我是炼功人，不可能不炼功，更要洪法让有缘人都得法，大法是救度世人永 远解脱人生苦海的天法，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迫害佛法是有罪的。”我把善恶有报的天理讲给了他们，怎奈他们迷得太深，听不进去，杨泽民（大队长） 说：拿铐子铐起来，几个恶警有的拿着雪亮的铐子摇得叮当乱响，另几人手提电棍嘶嘶打着蓝色电光火花向我走来，立刻有二人左右拧住我的胳膊，他们一个个面目 狰狞，张牙舞爪，铐上我的双手，说：“找死哪！叫劲治残了你，没人能闯出高阳劳教所的。”这时，杨泽民和胡教导员他们一人踩在我的一条腿上，冷笑着说： “听说你在保定就很硬，在这可不行，现在说不炼还来得及。”我说：“你妄想，我坚修大法，谁也动不了我的心。”杨说：“好样的，有骨头。”说着使劲踩我 的腿，用电棍电我脚心，脚面，胡教导员电我另一只脚，我痛苦得拼命挣扎，高声背诵师父的经文：“生无所求，死不惜留”，杨、胡折磨我一阵累了，问我喊什么，我告诉他们我背诵师父的大法窒息邪恶，你们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是会遭报应的。这时一姓季的主任过来说：“你不是厉害吗？看我怎么治你。”他在我脚上倒上水，说这样电流过得快，又踩着腿开始电我，我被电得拼命扭动身体，季主任招呼来几个男警提住我手上的铐子把我上半身吊起来，杨和季某每人蹬住我的一条腿，又开始电我双脚，我在痛苦中大声念法，他们就电我的嘴，我被电得话不成句，这样折磨一个多小时，又问我炼不炼，我说炼。
杨泽民又抱来一个铁盒子说是手摇电机，把两根铜线分别拧在我的两手大拇指上，开始猛摇手把，嘴里恶狠狠的说：“张锦英，我看你有多大的抗劲。我被电击得失 去了知觉，昏了过去，他们往我脚上倒凉水，将我浇醒，问我炼不炼？我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只是点了点头，他气急败坏的又折磨我，杨泽民边电边骂：我给你 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看你还炼不炼。手中的电棍‘嘶、嘶’的在我身上电个不停，一直折磨了几个小时，手腕被提着的铐子吊上体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让上身悬空 减少挣扎的力量）手铐勒进肉里去了，大拇指下边的骨头也露出来了，脚上的踝子骨由于电脚心脚面时拼命扭动而蹭去肉皮，白色的骨头也露出来了，现在还留有伤 疤。一个叫马丽的女队长照我脸狠狠的打了几个耳光说，干吗这么硬，说不炼了就完事了，自找罪受。我已经被折磨地说不出话了，我当时想，我心中只有师父和大 法，谁也别想把我和大法分开，心中默念‘真善忍’……再问什么我也不回答，也不睁眼，他们也没办法，只好把我放回去。
第二天我在宿舍里和功友们讲恶警怎么毒打我的经过，队长听见后，不许我讲，我把伤口给她看，揭露昨天的暴行。他们认为我顽固带头抵抗，把我关 押到小号，有李荣珍和承德隆化的五名法轮功学员，她们也是坚决不写保证的。小号实则为一个空旷大厂房，前后窗均为白布钉上，后窗还缺几块玻璃，一点阳光没 有，屋内阴暗潮湿，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加上冬季的严寒，有的功友手脚被冻伤，二十四小时不许出屋，饮食起居，大小便被迫都在屋内，一天允许倒一次便桶。功友 间不许说话，一天天就这样干坐着，难以忍受的寂寞和巨大精神压力是用语言都无法诉说的，心中只有对师父和大法的那种坚信和正念在支持着我们。每天心中背诵 《洪吟》和《转法轮》目录和记住的一些经文。这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和生命追求的全部。在这种困境之下我们度过了近二个月时光。
离二零零一年 的春节还有十来天，几个女警在我们房间，鬼鬼祟祟地，开始放高音量的录音机。以前旁边的审讯室里，只要折磨法轮功学员，她们便在我们房子里大放歌曲，音量 很大，其目的是掩盖他们见不得人的残害无辜的恶行。一会儿审讯室传出审问的声音，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大声的背诵《洪吟》，坚决抵制邪恶迫害大法。周队长过来 开始打人，先打郭富银，我们说不许打人，打人犯法，她还是不停打，脚踢功友阴部、腿部、打耳光、打前胸。我们全部站起来大声背诵《洪吟》。这次我们无所畏 惧的行为确实震慑了恶人，抵制了他们的疯狂迫害，旁边对法轮功学员的非人审讯也停止了。
过了几天，半夜里提审李荣珍，接着听到惨叫声，天快亮才停止，后来知道折磨完之后，又强迫她在后院雪地上冻了两天两夜，逼她写保证。
第二天半夜对我进行提审，先软硬兼施，又是欺骗又是哄，我不上他们的当，最后恶警凶相毕露，铐上双手，吊起来，十几个男女恶警一起上，四五个电棍在我身上乱 扎一气，我被电击的全身抽筋，痛苦哆嗦得不能控制，脚心被电出血泡，脚面破了多处伤口，一会肿得又红又亮，嘴部被电击肿胀。电烧肉的焦糊臭味，呛得人直恶 心，心脏发紧，喘不过气来，看人都是好多重影。十几个恶警轮番折磨，他们穿着灰黑色的警服，面目狰狞，就如一群豺狼；电击—问话—再电击—再问话……如此 反复，阴阳怪调，还用调戏侮辱的言辞，令人无法学说，肮脏不堪入耳。当时我感到象一个世纪一样漫长。如此折磨了几个小时，天蒙蒙亮，才把我 关到一个小屋，单独看押。
几天后，他们将我安排在一班，这班全是保定过来的功友，大家对我很照顾，一班长叫刘娅敏（管教队长）号称高阳女队 “四大杀手”之一，天天训话，挑刺，强迫别人念破坏大法的报纸，大喇叭上经常播放诬陷师尊、诽谤大法的言论噪音，这种痛苦的精神折磨，真让人有生不如死的 感觉。半夜被叫起来，姓王的大队长下令把我关到一个破烂大厂房里，四面透风，窗户上没有玻璃，夜里刮沙尘暴，气温降了十多度，他们把我蹲铐在地上（人蹲 在地上、身体两侧各有一个铁环固定在地上）这样我被铐了二十多个小时，蹲时间长了，腿肿得很粗，脚后跟的大筋疼得不行，走路拐了十几天，脚也肿得穿不上 鞋，两手因紧铐而血液不便流通，又红又亮，肿得象馒头一样，手指头又疼又麻失去知觉。铐到第二天下午，来了二个男队长，不由分说就开始电我，把电棍放在我 的衣服领里边电后背，反复电，说着流氓话，污辱我，骂得很难听。我把眼一闭，横下一条心，大不了一死。到了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才放手。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高阳劳教所开始了强行洗脑，每班十人，天天念诬陷诽谤师父和大法的书，作习题，全是破坏污骂大法的问题。谁不答题就拉出去严刑拷打，很多人被 逼得痛不欲生，真是度日如年。洗脑班的警察队长叫周燕，一个十足的虐待狂，法轮功学员们一个个天天在水深火热中受尽煎熬……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我父亲去世百日祭，我被准假三天，我回家后，我不想再回高阳劳教所继续被迫害，回家第二天晚上我悄悄的离家出走。杨泽民暴跳如雷，派出了大批警力包围的母亲的住所，对我的母亲、姐姐、弟弟、妹妹二十四小时跟踪，上街买菜都要跟着，我的妹妹最惨，因为是她给我做的保，杨泽民要抓她去顶罪坐牢，她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远走他乡近两年，当时她的孩子才十多岁，妹夫被骚扰，电话监听，经常被打电话要人，否则如何如何，被恐吓，最后承受不了两人离了婚。
在我被非法劳教后我的儿子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儿子本来聪明过人，过目不忘，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班干部，在我遭受迫害后，学校让全体师生签名反对法轮功，儿子不签，跑一边偷偷的哭，失去了母亲的呵护，没有家，在姥姥家、大姨家、奶奶家，这住几天，那住几天，寄人篱下，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受了多少罪，学校有早自习，自习完后没钱买早点，经常从早饿到中午，最后实在没钱交学费辍学了，十五六的孩子学会了玩电脑，打麻将，抽烟，喝酒，在网吧当网管混饭糊口。
侵犯人权、违法犯罪单位及恶人：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五大队
王 所长（男） 季主任（男） 杨泽民（男，大队长） 胡教导员（男） 房豹（男） 王亚杰副大队长（女心尖上长瘤死） 叶淑贤队长（女） 刘娅敏（女，队长） 马丽（女，队长） 牛队长（女） 尹队长（女） 柴队长（女） 刘队长（女） 周燕（女，队长）
二零零一年六月，晚九点左右，在花园里小区，被保定先锋街派出所、新市区610、以国保大队长卢五锁为首绑架到先锋街派出所，警察轮番打耳光，让我说出谁是头头，我不配合，酷刑审讯两天后送到刑警大队，对我们十三个人进行酷刑迫害，我被打得脚、腿青紫，脚趾头被胶皮棒打得黑青，走路困难，疼得钻心，后又打后心，我一下被打得心脏发作，晕过去了，他又掐人中才醒过来，恐吓我，用我儿子来要挟我，要我当特务，给我套房子，派一个人跟着我为他们做事，我假意答应他们，我被他们酷刑折磨怕了，怕儿子受伤害，从刑警大队出去后，不敢见儿子，不敢见母亲，藏在离市区很远的农村。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大期间，和一同修在大街上贴标语，一辆黑车上跳下四个便衣把我们绑架到高开区某地，外面挂的牌子是厂子名，冯勇以为我参与插播电视，把我关到铁笼子里审讯了一宿，第二天送到徐水看守所，让我们插火柴盒，累的没办法，我们不干活，绝食抗议，给我和牛敏杰（石家庄法轮功学员）弄勾铐，两手两脚铐在一起，生活不能自理，铐了我一宿半天，出现急性心绞痛，把铐给我打开了。牛敏杰被铐了七天后，双腿没有知觉残废了四年。一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两年，被送到保定劳教所。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我棉纺厂宿舍串门，刚一敲门，出来一人一把拽住了我，我拼命挣脱，一人拧我打我，我问你们是什么人？我高喊流氓打人啦！他们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一会儿警车来了把我硬拽上车，国保大队长张长林把我送到棉纺厂派出所迫害。三天后又把我送到满城县看守所继续迫害。他们想让我当特务做内线，我坚决不干，最后被非法劳教两年。我心脏病、血压高都犯了，半边麻木，他们让家人接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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