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女教师的故事

更新: 201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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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七日】在快要离开监狱的时候,一天在工场我去打开水的地方接开水,有一个因为贩毒被判了死缓的年轻女孩也在接水,她见是我,叹了口气说:“在这儿这么久了,人都学坏了,就只剩你一个好人了。”后来,那个因为我不报番号而惩罚我的中队长对我说:“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

一、得法 明白人生意义

我是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常想那一天真的是改变了我一生的一天,十多年了,历历在目。那时我是重点大学的一名讲师,研究自然科学。

从儿时起,我就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喜欢天马行空的幻想, 什么事都喜欢刨根问底。记得在中学学习進化论时,我不信,我就想,如果人是因为基因变异加上环境适应产生的,那变异有各种可能性,适应环境也有不同的适应方法,世界各地环境也不同,那为什么世界上的人长得都是人样,有相似的道德伦理,有类同的语言结构,爸爸都叫爸爸,妈妈都叫妈妈,進化论根本不能让我信服。因此心里就一直在探索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些问题。后来参加高考时,发挥得极为超常, 以我所在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国内排名前几名的名校,接着又以很好的成绩考取本校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来到另一所重点大学担任讲师的工作。可以说亲朋好友无不羡慕我,但是在我内心却时时觉得不快乐,在名利情的追逐中痛苦而迷茫, 觉得人世间的一切似乎拥有和失去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一直在问自己,人为什么活着,思考中去过基督教的教堂,看过圣经。去过寺庙,拜过佛教中的师父,受过戒。学过心理学,研究过禅学哲学, 甚至探索中读过部份的马列原著,都无法找到我想要的。

很偶然的一天,我同寝室的一名计算机学院的教师路过学校食堂前的报刊栏,看到一张海报:法轮功,义务教功。她同我一样,那时对佛教的东西很感兴趣,一看是佛家功啊,就记住了时间地点,去了之后,有一个学生给她简单介绍了一下,借给她一本《转法轮》,拿回来她看了一半,就激动的不得了,告诉我,这书太好了,你看看吧。我拿过书,第一页《论语》,读完,我就想是佛法啊,讲得多好啊。

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我知道,我一直在找寻的终于找到了,看到书中说到人生命的来源,人活着的意义,我感动的落泪,从此大法在心里扎下了根。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法小组,都是学校里的年轻的学生和老师,大家一起读法,交流,大家都有比较高的学历,都是觉得大法好走進大法的,对法理的理解比较快,比学比修,经常一起说说自己遇到的事情,自己是怎么放下执著心的,遇到利益上的冲突了,又是如何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到为他人着想的。在这样一个祥和纯净的环境中,大家心性提高的很快。我在内心里看淡了对名利的追逐后,生活的简单充实而幸福。踏踏实实认真工作,敬业,为别人着想,一九九八年那一年被评为了学校的优秀骨干青年教师。

二、为大法鸣冤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走上了为大法鸣冤的道路。先去了市政府想上访,可是等待我们的是警车和学校里的高压强制洗脑,根本没有人听我们说什么。我们就想要想改变对大法的迫害,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一定要让决策者知道大法好,了解大法修炼者,我们都是要做一个好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最后做一个超常的人,不参加政治,不会做任何不好的事,对任何的国家和社会都是有好处的,于是和同修一起走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到了北京情况更糟,走出火车站时,出站口两侧排了两行军人,还有各地来截访的人,不时就会冲过来几个人和当兵的,从出站的人群中拽走几个。上访处的外面是荷枪实弹的武警,遍布整个城市的便衣警察,看到像法轮功修炼者的,不问缘由直接上来拖走,我和同修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不禁困惑,政府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听听老百姓说什么呢?向政府反映情况不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吗?宪法不是说公民有信仰自由吗?为什么我们现在是申冤无门呢?我们是法轮功的修炼者,法轮功怎么样,修炼者应该最具有发言权,听听我们的心声,听听我们真实的感受,客观的衡量一下,有什么必要镇压呢?

在那样无处申冤的情形下,我和同修们一起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炼起了法轮功,我们想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从北京被警察劫持回来后, 在学校里面临了极大的压力,一直威胁我要开除教职,很多人劝我说写个不炼功的保证,交上去糊弄一下,回家去炼没人管的。我说:没修炼以前我说过假话,但修炼了,师父告诉我们弟子:“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1],我们就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不能说假话,不能做坏事,更何况是在大法中,法轮大法好,是真真切切的,我们弟子都要做到的。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在向不明真相的群众散发大法真相资料时,我被警察跟踪后绑架,关進了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在看守所度过了一年八个月,那里不管是在押人员还是警察都公认法轮功是好人(她们把我们炼法轮功的都统称“法轮功”),知道大法好,有不少在押人员跟着我们炼功、学法。但是她们就不理解,写一篇保证书就出去了,干吗不写啊?上诉到中级法院时,家人为我请了律师,律师和法官沟通时,法官明确表示,写个不炼的保证和悔过书,就可以不判。荒唐啊,由此可见法官都明白大法弟子是没有罪的,如果真的有罪,写一万份保证书又能有什么用呢?法官和警察已经沦为打压善良民众的工具了,对法轮功学员根本就没有法律可言。

三、在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被送到了女子监狱,度过了两年十个月。在那里从一進门就开始受到特殊“关照”。先让其他的犯人先检查完身体带走,然后让我進到一间检查身体的医疗间,说医生常规检查身体,让把衣服脱了,我刚脱掉外衣,就冲進来四个警察,把我的衣服拿跑了,拿出一套囚服往我身上套,我总不能光着身子呀!我才明白一定是以前有大法弟子不承认自己的犯人身份不穿囚衣,她们想出来的损招。我知道上当了。无奈只能穿着这个让我倍感屈辱的“囚衣”,走進监狱。来到专门关押大法弟子的专管队:五大队。

第一件事,先关禁闭,长宽各一点五米的方形房间,房顶上一个监控器,门口两个犯人(他们叫“三连号”,意思她们和我是实行连坐制度)看着我。我的一举一动她们都要记录下来,她们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事,每天一睁眼就开始站着,房间里根本没有凳子,从早上站到晚上,期间还用录音机放一些诬蔑大法的东西强迫往我耳朵里灌,而且宣称我一天不转化,就每天给那两个看我的犯人扣分(她们把分看得很重,因为分数积累到一定程度,她们才可以减刑),那两个人就在我耳边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为了抗议这种迫害,我开始绝食,过了三天,那些警察觉得不可能转化了,就把我转到了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大队:四大队,其他的犯人很害怕去四大队,因为那里非常苦,做苦工,甚至几天几夜都不能合眼休息,关押的都是杀人抢劫和贩毒的。大多都是刑期在十年以上的,看我的犯人听到我要去四大队,脸上都露出了不忍的表情。

八月我到了四大队的一中队四组,中队长姓王一见面先让我称自己是犯人,报犯人的番号,我不承认自己是犯人,我告诉她我没有犯罪,不是犯人,她很凶的样子,把我叫出犯人做活的工场间,在楼道里强迫我靠着墙蹲下,还要把双手抱着头,这种姿势非常折磨人,时间一长头颈脊背会由酸到痛,然后到麻木失去知觉。我在心里默默背着法,没有太多想什么,一直背着法,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的身体几乎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过了很久才渐渐有感觉,颈部和脊背一直很痛,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几个月后才完全消失。王姓中队长走过来,让我站起来,我几乎是扶着身后的墙一点一点站起来,有一个犯人带我到了一间监室,靠墙两边各有四张上下铺,加我一共十六人。原来吃饭时间到了,我吃完饭。其他人立刻排队返回工场间干活去了,我也来到工场间,王中队长过来让我继续蹲着,我蹲了一会儿实在蹲不住了,就站起来,旁边有两个女警察冲过来,把我按着蹲下去,又蹲了很久,双脚已经麻木的没感觉了。这时过来一个警察,自称是大队长,姓戴,她让我站起来,说你要想站就站一会儿,要是站累了就蹲一会儿,我说好的,我真的蹲的好累了。

就这样我被关押在四大队。同样先关在禁闭室,稍大点,大约十个平方的样子,看我的两个人是贩毒的,因为身体有病,不能干太多的活,所以派来看我。从早站到晚上十二点,中间不时穿插着和警察的谈话,下午两点到外面的太阳底下军训,站军姿,操正步,等等此类的。后来她们没招了,谈话谈思想,她们说不动我,身体上受苦我也不怕,关了三周的禁闭。就把我放到工场间做苦工了,我想她们是想让我干活受苦吧,等吃不了苦了,她们就可以达到目地了。

在工场间做工很苦,有时从早上四点,做到半夜一两点,甚至连做几个通宵,有一个星期,我只睡了四个小时。因为是做服装的,犯人太累了,经常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有时干着活就睡着了,手伸到缝纫机的针头下,累到了站着都能睡着的地步。为了获得一些基本的生存条件,休息的好一些,吃的好一些,少干一些活,那些犯人真的是什么坏事都干,从表面文明一点的拍马屁,拉关系,给老犯人送东西,到打架,吵架,打小报告,告恶状,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在监狱里,犯人是不被当人看的,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如犯人只能在上午上两次厕所,喝两次水(厕所和放水的保温桶,都在工场的最前端,而犯人是不能离开干活的地方随意走动的),下午只能上两次厕所,晚上只能上一次厕所,而且还要排队,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一个小组三十二个人,每个小组上厕所喝水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分钟,厕所只有两个厕位。可想而知,犯人的基本生活都是无法保证的,又在非常大的压力下,很多犯人都有了很严重的病,心理都不正常,发生了扭曲。我觉得她们好可怜,力所能及的帮她们一些。

有时也会利用警察找我谈话的时候,和她们讲一些善恶有报的道理,以恶制恶不能改变人心,只有让人明白道理了,知道一个人不能做坏事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用恶的手段惩罚人,只能让人学到恶的东西,就会越变越坏。有些警察能听進去,不再过份的使用暴力的手段惩罚犯人了,也不再利用限制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来控制犯人,在保证生产進度的情况下,也开始注意犯人的休息保证,慢慢的环境有所改变,上厕所喝水不限制时间了,自由开放,有需要就可以去,活基本在工场间完成,保证大家的晚上休息时间,一周都会安排一天的休息时间,让大家放松一下。管制放松了,效益却变好了,原来累死累活也做不了多少,现在一年下来的产值翻了一番。后来,开始实行有偿报酬,虽然很少,但对于服刑很长时间的犯人来说也是很可贵的,因为有些杀人贩毒的,根本没有家人来看望,没有经济来源,基本生活用品都没有,卫生纸牙膏牙刷长期靠别人施舍,有些恶的就成了牢头狱霸,有了经济来源,生活方便很多,做人也有尊严了。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堂堂正正离开监狱回家那天,警察和其他的犯人都为我高兴。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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