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李冬雪遭受的残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按：哈尔滨呼兰区法轮功学员李冬雪，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遭受了种种迫害，被非法判刑六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各种酷刑：在小号被迫害带地环五十五天；在水房子、便衣库背铐近一年半，还遭受吊铐、挨冻、毒打等折磨。

下面是李冬雪女士自述其遭遇：

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病魔缠身，九岁时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如果今天关节开始疼，明天准下雨；还有严重的心脏病，最严重的是肾炎，到后期全身浮肿，排不出尿来。医生当时诊断，我的病情再往下发展，就成尿毒症了。每年辛苦挣的钱都用来吃药打针，可身体并不见好。我练过假气功，也当过虔诚的佛教徒，希望这些能给我的身体带来希望，可是后来我还是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家人找了民间乱七八糟跳大神的，结果从看巫医那天起，我就昏睡不醒，扶起来就吃，躺下就睡，眼睛怎么也睁不开，折腾了近十天，都没有使身体改变。这时，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同事给我送来了《转法轮》这本宝书，我只看了几页，就知道我与法轮大法有缘。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很快告别了所有的病痛折磨，无病一身轻。同时我严格要求自己，按真、善、忍做好人，成为一名大法修炼者。

自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我因为坚持信仰，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遭受了种种迫害。

一、遭监控、“谈话”、绑架种种迫害

二零零零年正月，呼兰区新民派出所所长高立华、包片民警岳文龙到我家骚扰，逼迫我写不上北京的保证。我不写，就把我上报为顽固份子；随后街道吕书记和小组长天天来监视。后来由呼兰镇吕镇长、宣传部部长、还有一个保卫干事负责监控我，每天到我家，就象上班一样，早上八点来、四点半下班回家，主要就是强制和我“谈话”洗脑。

正月十四日，我被送到呼兰镇胜利街道二十四小时监控，轮番以谈话为名，让我写不炼功保证书。丈夫是残疾人，孩子上学，家里开的食杂店也关了门。父母亲吓得没办法，母亲和婆婆商量俩人要到街道来给我下跪磕头，求我写保证书，好能回家。

正月十六日我被绑架到呼兰看守所非法关押。这是我从来想都想不到的，做好人做到监狱里了。我被非法关押半个月后回家，期间呼兰公安局国保科科长常江海等人向我家属勒索一千四百元整。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在同修家看师父讲法录像，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建国派出所警察将我们绑架到看守所，家属去要人，又被呼兰区六一零和国保科科长常江海等人勒索人民币八百元回家。十一月三日，我上北京证实法，被北京前门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崇文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七天后，我被呼兰新民派出所孙姓所长和桑姓警察从北京接回关押到呼兰看守所。当时陆续从北京劫回来的、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七十人左右，最后我们集体绝食回家。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到腰堡乡发放真相资料，被腰堡派出所警察绑架，呼兰国保科常江海等人绑架我至呼兰看守所，我在那里绝食六天后回家。

二、近三十名警察围困、入室绑架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我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婆婆在医院打针，刚回到家，呼兰新华派出所所长王洪潮、杜志和呼兰公安局政保科一恶警闯进家中，说上边找“谈话”，让我上公安局去一趟。因为他们多次用这卑劣手段诱骗抓捕法轮功学员，并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劳教、判刑，我想不能跟他们走。我向他们出示了婆婆的病重诊断书——心肌梗死，不能受惊吓刺激，否则随时有死亡的可能。丈夫要他们出一份使我安全回来的保证书，他们不能保证。然后政保科恶警就打电话叫人，一共找来了三批警察。

当时我家的楼道里、楼前、楼后有近三十名警察，为首的是政保科代理科长王可达。这时小区院里也挤满了居民，我把前后窗户打开，向人群说道：我们都是好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警察不去管坏人，专门迫害好人。王可达指着一一零的那些人，满口骂他们都是干什么的。这时警察蜂拥而上，薅头发，拽胳膊和腿，硬把我从床上架空抬起。丈夫一看急了，和警察打在一起，我被塞进一一零警车，两个警察死死地按着我直到看守所。我的满身、脸和头发都是土。

婆婆因亲眼目睹我被恶警疯狂绑架的过程，受了惊吓，不久住院，抢救无效去世。多年瘫痪在床的公公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家庭巨变和打击，也相继去世。我被抓时，院子里挤满了人，有一邻居问他认识的警察——这人家出了什么事，来了这么多警察。那个警察竟然诬陷说：“这家女的炼法轮功走火入魔，要拿刀杀她婆婆，来人少了治不了。”

在看守所，还有两名同修被非法关押，我们要求无条件释放。我想自己是一个守法公民，却承受着被非法关押的无理迫害，只能用绝食的方式，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去抵制对我的正当权利的践踏。这期间家人痛苦哀求要我写保证、写悔过书。为了能让我安全回家，他们撕心裂肺的哭着喊着，让我配合邪恶。

呼兰检察院对我们非法起诉，八月份非法开庭。恶警王可达为了能早日转为正式科长，不遗余力的迫害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后，法院说证据不足，他竟还要凭空捏造所谓的证据。

三、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残忍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末，我和同修周春芝被非法判刑六年，倪淑芝被枉判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被劫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那个邪恶的黑窝里，我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也真的亲身体验了什么是人间地狱。

（一）集训队迫害

刚到黑女监集训队，恶警为搜经文，把我所有的物品都翻个遍，甚至把棉被的棉花都掏出来。还没翻完，我就被叫去“谈话”，其实就是恐吓。找我谈话的是打包监区大队长杨华，一进门就让我蹲下说话。我说我蹲不住坐在地上。她说：蹲监狱蹲监狱，你得蹲六年，刚进来你就蹲不了，这六年你怎么蹲呀？说着她拿出一打“转化书”让我看，恐吓我让我照着写，不写就关在小黑屋里。我念师父的正法口诀，他说了上句想不起下句，还坚持让我写。最后我说了一句：“死都不会写的。”她才把我送回集训队。在集训队，每天每时都在紧张恐惧的压抑中度过，不断有邪悟的人围攻我们，被我正念制止。

大约半个月后，我被送到黑女监七监区（现四监区）迫害。监狱为迫害法轮功学员制定了“五联保”，四个犯人看一个法轮功学员，不许有笔纸，不许和同修说话。如果和同修说话、传条，扣四个犯人的分。犯人服奴役干活，挣分减刑。我没有铺，睡在两个犯人连铺的中间，每天早晨起来把被褥包一大包，跟着看我的犯人送库房，之后跟着犯人出工。晚上犯人收工，再跟我去库房背回被褥包。两个多月，才有个夹铺，两个铺的夹空，一尺半宽。监狱还规定铺必须平整，被摞叠的得有棱有角。这个夹铺是用薄厚不等的木板拼的，有一次警察林佳来检查床铺，说我的铺不平，被子叠的没棱没角，罚我在出工前打扫宿舍卫生，值日一周，包括二十八人的打饭打水。四个犯人出工做劳役轮流看着我，还得轮流跟着我去打饭打水。可想而知这关系是什么样子了。

（二）药物迫害

这期间我的身上还长了疥，警察姜微给我提来一暖瓶开水，把犯人感动的哭了，说犯人从来没有这个待遇，只有法轮功李冬雪你得好好表现，报答姜干事（监狱内部对警察都称干事）。第二天姜微又给我提来一瓶，被我善意的拒绝了。我知道接受了，以后她就会要我事事随她。

没过几天，我发高烧，警察林佳、医院的院长都来了。我告诉他们我没事，炼功人自身带的功会调理身体，明天早上我的体温就会正常。第二天早上她们来量，我的体温果然正常。到了傍晚，犯人头杨淑华又给我测试体温三十九度半。警察姜微指使犯人马桂敏、杨淑华、万忠丽（五联保中的三个人）把我连拉带拽的带到办公室。拿出事先准备的针管给我打针，她们四人摁我，我强烈抵制，把针管搅碎扔了。姜微很生气，大喊大吵道：“李冬雪，我看你说话细声细语的，觉的你挺柔弱，能听话，没想到你会这样对我。你说哪个犯人敢这样对我。”那三个犯人骂我。接着姜微又逼我吃药，说：吃了药，我们就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这就是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关心、照顾。我说：你们从四点半，跟我撕扯到八点半，你看哪个发高烧的人这么有劲。你如果真把我当成病人，真对我好，能这样对我吗？而且我出了一身汗，也不烧了。

她们还是不依不饶，跟我撕扯，给我灌药。我在她们的逼迫下吃了不明药物，到了半夜，我的腹内烧的不行，嗓子发热，说话发不出声来；我的耳朵发鸣，嗡嗡的有回响声，两腿发软，第二天起不了床。全组犯人都骂我装病不出工，我的嗓子发不出声来，别人和我说话，小声听不着，大声说我就是感觉好象两个时空的声音，从远处慢慢的飘过来声音一样，嗡嗡回响。我想如果我是常人也许会变的又聋又哑。可我是炼功人，我的细胞都是功，什么对我都不起作用，后来我渐渐的才恢复过来。

（三）码凳、罚站、挨冻

零三年四月，我和同修拒绝干奴役，大队长康亚玲、崔艳指使警察、犯人强迫我们坐小凳，名曰：码凳。从早晨六点犯人出工到晚上犯人收工，大约八、九点钟。四月十四日，黑女监政委褚淑华带领防暴队十余人全副武装、头戴钢盔，手持警棍，威胁恐吓法轮功学员出工。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走廊被强制“码小凳”，犯人刘艳平喊：“起立”。我们纹丝不动，刘艳平又喊第二遍，她的双腿带有节奏的抖个不停。褚淑华说：“别喊了，跟她们丢不起这人。”

零三年十月十六日晚，点名时，我们不报数、不蹲、不戴犯人带的名签（名签上有姓名、罪名、几年刑期）。我和三十多名同修集体被罚站到半夜十二点，几天后被罚站到十点。

零三年十一月末，黑女监全面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又一轮残酷迫害，强行把我们拉到室外挨冻。大队长康亚珍、崔艳、警察吴雪松、姜微、林佳，还有她们挑选出的非常恶毒的犯人崔雪、赵月琴连拉带拽把我们拉到室外跑步。法轮功学员铁俊英在最前面，不跑，肖林狠狠打了铁俊英两个巴掌，铁俊英大喊：法轮大法好。肖林看全体不配合，都不跑，就把我们拉到男犯大墙下罚站，强行把我们的棉衣、帽子、手套拽下。从早八点警察上班拽出，到下午四点半警察下班。中午饭挑到那儿吃，我们都没吃。郑金波、沈景娥没被拽出去，被防暴队新来的小警察穿着皮靴一阵猛踹，之后被铐在走廊的监栏门上。

当时郑宏立被冻昏倒在地，我因告诉同修发正念，警察林佳指使犯人岳革、张宇、张璇等强行给我戴背铐。我们在阴风刺骨的寒风中，衣服单薄，冻得全身不由自主的抽搐，哆嗦，晚上回来全身的筋、骨头、肉连皮都感觉疼。

中共酷刑：冷冻

这种迫害持续了七天，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我和王桦、王法娟、王玉贤、王淑霞、徐小微、王桂丽、潘庆丽、刘亚芹、郑金波、沈景娥、陈云霞、缪晓露、陈伟君、管凤兰、郑宏立、李景伟、王淑芳、王金月等。参与迫害的警察有肖林、康亚珍、崔艳、吴雪松、林佳、姜微，犯人有岳革、张宇、崔雪、付秀玲、张璇、杨淑华、李月芹。

七天挨冻迫害结束的那天晚上点名，我和吕淑芹坚持不报数，不戴名签。吕淑芹被犯人崔雪踢起蹲在地上，从嘴里吐出血来，第二天被送去病号监区迫害。我被铐在阴暗潮湿的水房子里一天一夜。一天晚上，我被拽出点名，我不报数，身边的犯人报，不蹲（点名时强迫我们蹲下大低头），不带犯人的名签。监栏外点名的警察大喊：“叫她蹲下。”赵大红（贩毒）、潘桂玲（杀人犯）、侯志云（杀人犯）五联保三人马上跑过来（不过来扣分），朝我大腿弯连踢带踹，再往下按。当时我正念很强，就有一念，你动不了我。我整个人都被能量包着，她们使足了劲，落到我身上只感觉象手指轻轻一弹，我纹丝未动，她们又叫来几个膀大腰圆的人，我还是如此。同修李景伟喊：还打啊，都点完名了。她们才散去，回到屋里。犯人们包括那三个五联保的犯人，全部兴奋的议论：这法轮功真有功，这么小个（我不到一米五），这么多人，整不倒她。侯志云、赵大红、潘桂玲三人说出了一身汗，得去水房冲澡。

（四）侮辱人格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四日，车间警察吴雪松挨个问法轮功学员戴不戴名签。因为拒绝戴名签，康亚珍、崔艳指使犯人李立、石朝波把我和同修管凤兰、缪晓露用绳子五花大绑的绑起来。康亚珍劈头盖脸的打我和缪晓露，然后把我们送监舍。途中看到在三队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摁在地上，身上的一件件衣服被揭开，然后往衣服上按上“犯”字的大戳，大约有碗口那么大。还有不忍心参与迫害的犯人被警察骂，在一旁哭。

在那个邪恶的黑窝里，法轮功学员不只是承受着身体上的迫害，还有对我们精神上的迫害，人格的侮辱，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真正的感受到。在黑女监所有的衣服都得给按上“犯”字的戳，没有的被搜出来送到锅炉房里烧掉。我把自己的内衣装进我精心缝制的枕包，其余的是监狱强制我们穿的衣服，字多大，我就剪多大，冬天的棉服剪完后，棉花露着，就那样穿，再后来她们不动我们的衣服了。

（五）背铐、二十四小时罚站昏倒

酷刑演示：背铐

一次，我们被绑在监舍的水房子里，被绑的有王法娟、陈伟君、陈艳梅、陈云霞、孙桂芝、王淑霞、郑金波、沈景娥、武立君、郑宏丽等。我和管凤兰、缪晓露、王法娟、陈艳梅、陈伟君、陈云霞在水房子戴背铐罚站，二十四小时罚站。我们还绝食，站到第四天晚上，我们困极了，就倒在潮湿的地上睡。因为没地方，陈伟君就倒在水池里。我和郑宏丽先后被迫害的昏了过去。犯人王宪立、徐桂兰把我俩拖到便衣库，醒后又拖回水房子。徐桂兰在我们睡觉时故意洗澡，我们的棉裤都湿透了。在寒冷的冬天里，衣服都是用自己的身体褟干的。

此后我们白天被关在水房子，晚上到便衣库的地面砖上睡觉。手和胳膊背在后面，除吃饭、定点上厕所外，都是用铐子扣上。有一次，杨淑华用布写名当名签给我们缝上，让我们撕掉了。她气急败坏，拿针挨个扎我们脑袋，把孙桂芝的头上扎出个大包来，我不让扎，她用皮鞋踢我的小腿骨。

二零零四年二月七日晚，我们在便衣库学法，狱长刘志强在监控室看到，把师父经文抢走，把我和同修孙桂芝、缪晓露关进小号迫害；一进小号，就把我们的棉衣、棉裤扒下。那时正是阴历正月十七，小号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在阴暗冰冷的光板铺上，我们只穿着线衣线裤，恶警还故意把窗户打开让冰冷的寒风吹进来冻我们。小号里吃的玉米糠粥，喝到嘴里，玉米糠的糠皮糊到嗓子根本咽不下去，我说这不是鸡饲料么。期间康亚珍、崔艳上小号问我们服不服从犯人的管理，我们在小号被迫害了一个月。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三月八日，恶警们把我和缪晓露、孙桂芝从小号接回又送到水房子、便衣库继续迫害，被迫害的还有陈云霞、王法娟、郑金波、郑宏丽，还有陈伟君、王芳，她俩一直在绝食。犯人医生商小梅给她们灌食，插管七、八天才拔。结果王芳咳嗽不止，管拔出来都长绿毛了。（这两位同修后来都被迫害死了。）我们白天戴背铐在水房子里罚站，有时犯人们还要在这个拥挤潮湿的水房子洗澡，洗衣服等，晚上我们睡在便衣库的地砖上。

（六）上大挂、全身悬空

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康亚珍以单独谈话为由，把我和孙桂芝、王法娟、缪晓露、陈云霞、郑金波、郑宏丽七人先后一个一个叫到办公室，康亚珍问能不能戴名签，能不能服从犯人的管理。回答“不能”后，就被劫持到监舍上大挂，叫背剑，把一只胳膊从肩上往后背，另一只胳膊从后面背上来用铐子铐上。还有一种更残忍的，把两只胳膊从后面往上背，用铐子铐在上床（上下床铺）的上边横杆上，脚离地悬起。

酷刑演示：大背铐

王法娟被背剑上刑不到十分钟，口吐白沫，说要上厕所，就昏死过去。等醒过来之后，一侧腿脚、胳膊和手不好使，扶墙能走时，腿一踮一踮的，一只手还不能拿东西。郑金波也被用背剑上刑导致心脏病被抢救过来，缪晓露、陈云霞、郑宏丽被背剑上刑，手腕被铐进肉里，造成一道道伤痕。孙桂芝也不同程度受伤。

犯人杨淑华、胡小丽、张庆梅把我的手硬往后背铐。我胳膊短，硬戴背铐时，有时疼的整宿睡不着觉。我大声道：你们把我弄残，我叫家人告你们，你们谁能负责。那时我不知道其他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她们三人累了一身汗，也没达到她们的目的。她们就从车间调回十多个犯人，把我抱着竖起来，把双手往上拽，用铐子铐在上铺的最高处，我脚尖着地，就感觉铐子勒进肉里。吃饭也不放下，她们喂，我不吃。想上厕所，她们把桶拿来接，我就让这种生理反应消失。疼痛难忍时，我让自己入静，让她们疼。

我被迫害了三天，我的胳膊肿得很粗，不能脱衣穿衣，犯人们都说你这胳膊非残废不可，同修们也担心。但我知道我怎么可能残废呢！这次参与迫害的是七监区的大队长康亚珍、吴雪松，犯人张庆梅，胡小丽，杨淑华，刘岩，崔雪。

当我和同修在车间看到狱长刘志强，劝告他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指给他看我们因上刑留下的伤时，他竟大声的对所有在场的犯人们说：“犯人们都听着，今后对法轮功不要打，不要骂，她们不服从管理就给她们戴戒具，让她们上哪告都告不赢。”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康亚珍、吴雪松、崔艳、林佳指使犯人李立、胡小丽、张庆梅、宋小磊、崔雪、石朝波对我们坚持不点名、不戴名签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恶人胡小丽、李立、张庆梅阴谋策划对上次已被上过大挂、背剑的法轮功学员的实施毒计。她们抱着我的腿，把我的双手往后背、往上举，用铐子吊在上铺的角铁上，恶人李立在上边踩着我被铐的手，我全身悬空，本能的用铐着的手去抓角铁，李立使劲踩我的手。我对警察林佳说：“你们这样做会出人命的。”林佳边走边说：“谁看见了。”林佳走后，李立对宋小磊（犯人头）说：“小磊姐，咱们这么干，这月是不是能得六分（最高分）？”宋小磊示意她在这别把话说的那么明。

这时犯人张庆梅过来搬我踩在下床的脚，李立撬我的手，把我整个身体悬起来打悠悠。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后，我被迫害得昏死过去。

等我在地上慢慢的苏醒过来，屋内只有我一人。回想起刚才这惨烈的一幕，我的身心所承受的已达到极限。我是堂堂正正的，这样遭受迫害、没有尊严的活着，比死还难受。那时我已忘了师父讲的自杀有罪的法，从地上猛的爬起向墙上撞去，被犯人徐淑芳急忙奔进来把我抱着，说：刚才那一幕我都看见了，谁都受不了。你千万不能死，家里的亲人还等着你呢。我怕你想不开，一直在门外看着。还有一个快要出监的犯人（明真相）哭着说：“她们这么做，一定会遭报应的，我回家找你同修和家人，把这里发生的事说出去，让你家人告他们。”

康亚珍、林佳非常害怕，赶忙从车间回到监舍，康无耻的说：“李冬雪，你不是法轮功学员。你们老师讲了，法轮功学员不能自杀，自杀有罪。”我说：“你让我们没有尊严的活着，我死也是你迫害死的。”康亚珍去问犯人付秀玲：“你说李冬雪真能自杀么？”付秀玲说她那么犟，没准。康找来四个犯人看我。林佳、康亚珍迫害我的事，被同修们揭露出去，并及时在网上曝光，国外的同修给林佳打电话告诉她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国内当地同修把林佳迫害我的真相资料放到林佳的家门上。林佳跟我说：“你们法轮功学员还冒充加拿大、新加坡的给我打电话，说不要我迫害你。回家我家门上放个小本也说这个事。”

那天被迫害的还有孙桂芝、石淑媛。紧接着第四天，她们又残酷的迫害已经绝食四天的陈云霞、缪晓露、刘亚芹、韩兴丽、郑宏丽、贺春华、巴丽江、王烨等同修，其中对缪晓露、陈云霞的迫害最惨烈。我上厕所在走廊看到缪晓露在屋内躺在地上，我拼命的甩开犯人，哭喊着跑进去，缪晓露躺在地上，头发湿淋淋的，她被灌食后又上大挂，灌食吐的衣服上粘糊糊的，身上穿的裤子湿透了，尿失禁，地上一摊尿。我被犯人拖了出来，陈云霞被迫害得昏倒在地。她们把医生、护士都安排在走廊，好随时抢救。医生用针灸把陈云霞抢救过来。陈云霞舌头发硬，四肢不灵，嘴不好使，说不出话来。医生告诉李立每隔十五分钟，给陈云霞扎的针灸捻一次针，医生走后，李立马上走到陈云霞身边说：“现在我说了算，你服不服从犯人的管理，只要点个头，我马上放了你。”看陈云霞不点头，李立就恶狠狠的不停的捻着针，边捻边说：“捻死你，捻死你。”陈云霞当时身子不好使，还说不出来话，硬挺着，整个手掌心被恶人李立迫害得黑紫色。

康亚珍、崔艳、吴雪松、林佳把我和同修刘亚芹、孙桂芝、郑宏丽、缪晓露、石淑媛、韩兴丽、陈云霞关进她们专门准备的屋子，没有监控，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早晨五点起，用铐子铐在上铺的最高处，晚上十点放下。戴背铐套在下铺床的床栏上，离地一尺半高，睡觉时就这么睡。我和石淑媛胳膊疼，只能坐着。缪晓露被送病号监区迫害（后被迫害致死），后来石淑媛也送到那里迫害。其他五位同修都支着胳膊在后面，在地砖上睡，整整两个月。

迫害导致我双脚浮肿化脓，脚背象馒头一样还鼓着尖。警察吕华来让我去看病。我说没病，被你们迫害的。她说你不去看病，写个保证，以后出现问题监狱不负责任。我说可以，但我的脚是被迫害的，我把迫害事实经过写出来，你签个字，我就写。吕华汇报给康亚珍、崔艳，我们都被放下来，象晚上那样戴着背铐套在床帮上。整整四个月，我们都在那种严酷的迫害中度过。同修刘亚芹五十多岁，由于长期戴铐子，胳膊背在后面套在床上睡觉，不戴铐子了，睡觉时两只胳膊还背在后面，因为胳膊硬，过不来前面。此后，虽然这种迫害反复持续着，但康亚珍、崔艳、吴雪松对我不再使用酷刑。

（七）其他种种迫害

我们经常被强行的抽血、打防疫、照相，每次都乱成一片，四五个犯人甚至更多，围攻一个法轮功学员。我们强烈反抗，那场面无法形容。因为我一直精神高度紧张，心里压抑的透不过气来。神经非常灵敏，只要听到有激烈的争吵、厮打，首先想是哪个同修被迫害。有一次听到同修在楼上遭受迫害，同修喊：法轮大法好。我从上铺光着脚直接跳下来就往外跑，喊：“不许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人把我抱回来，我情绪失控，哭喊不停。

以前我们给警察讲真相，他们根本不听。她们看硬的不行来软的，此后她们改为“谈话”，两个警察一组挨个找我们六人谈心（攻心）。警察雷蕾说：“你太傻了，这年头都当甫志高，谁还当江姐呀。”有一次康亚珍找我到办公室谈话，谈了两天，第三天她却颠倒黑白的说：“其实我找你谈话，是想让你别为难我们，替我们想想，谈了这么多，我也不勉强你了。”那之后也时有迫害发生，但我们能半公开（没有警察看到的情况下）学法，背法，抄法，抄九评，发正念，炼静功，偶尔也能炼炼动功。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个邪恶的黑窝又全面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各监区统一搜号，说是要把经文搜绝根了。每天早五点至晚八点，强制一动不动码小凳，不许闭上眼睛，不许靠床，坐势正直，离床一尺五，面对监控器，前面离窗户两米，这样屋里发生什么外边看不着。每天早饭后，包夹犯人给念诽谤大法的邪书，看我的犯人光张着嘴不出声，那个邪书让我撕了。

还不让法轮功学员闭眼睛。有一次因闭眼睛发正念，我被包夹扒眼睛，看我不动。她用手使劲的抠眼睛，我用手去搪，我的手背被抠块肉。她哭着说：“我也念大法好，也看过书，就是怕扣分，控制不住自己。昨晚还做梦，特意点化我，就在这屋里，坐着一尊佛，就在地上坐着。我心里还知道那就是你，今天还干了这种事来。”那之后，我就睁眼发正念同样入静。眼前的地面砖就象电影屏幕一样展开画面，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我销毁到什么程度，又补充什么样的邪恶，又销毁到什么样，一切尽在眼前。犯人们觉的不可思议，说你太吓人了，眼睛睁着，静静的一动不动，还竖着手指，说：你真行。

那时黑龙江女子监狱各监区已是大调动，时任大队长董丽华，此人内在阴、损、毒，就是不用暴力摧残你。我找她讲真相，她推脱不见。写信不给纸笔。后来趁看我的犯人打水，我去找她，她很惊讶。我说你知道我们都是好人，为什么还坚持迫害，别的监区早就不这样了。她说没办法，上边给工资，而且这都是监狱规定的。我说我看是你规定的，她推脱说要开会，看我还是不走，就威胁我说：你想上十一、十三吗？十一、十三监区是监狱专门成立迫害“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我告诉她，你以为我怕吗？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是小儿科。她说我知道你又臭又硬，哪儿都不要。董丽华因她有序的规范了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条例，得到监狱表扬，并得了奖金。董是主抓改造的，在监区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管，她为了个人利益维持这种迫害。那时近三十名法轮功学员，每人两个包夹。当包夹就可以不干犯人的奴役，但是得给董丽华点钱，明码规定想得到这个位置三百元。包夹宋香玉、张平等亲自公开说：就是住的铺，位置好的也要花钱，如底铺、边铺是两百元。董丽华还特意给包夹们开会，要包夹每个人都写个报告，怎么住的下铺，花没花钱。如果花了，花多少，钱给谁了，要求写清楚。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雷敏同修被狱侦科三警察强行搜身、搜铺、抢走经文，还有一封信。道长（犯人头）王冬华来找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同修雷敏的信上说你要告董大队，那信我都看了，你有个思想准备。我说：她迫害我们，我告她正常，在董丽华面前我也这么说。结果董根本没有找我。

后来发生一件事，看我的犯人包夹赵希敏送给董丽华一支钢笔，这个犯人炫耀自己如何站的稳，包夹不被拿下来，说送董丽华一支金笔，值两千多元，还有T恤衫，什么名牌的。传了很多人，后来传到董丽华那里，董很害怕。董想起雷敏的信上说李冬雪要告董大队。赵希敏二十四小时和我在一起。董丽华就把我找去和我解释说：“李冬雪，赵希敏跟没跟你说，她送我一支钢笔，还有T恤衫。”我说没有，董不相信，说不可能，又解释说：“在一次清监时，赵希敏怕被收走，让我保存的，还是只旧笔。”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特意在桌子上写了一行字，让我看：“你看，还有水呢。”其实这件事赵希敏根本没有和我说，而且董丽华专对迫害法轮功学员不让有纸笔，犯人是可以有的，董只是为掩盖自己的恶行而撒谎。

同修金丽宏因被绑架时后背被迫害的骨折，长期码凳根本承受不了。但董坚决不让她上床，犯人还又骂又折磨她，让她坐好，金丽宏在十二月十日晚，用绳子在床上想自尽，后被犯人发现，惊动很大。因此事还有犯人也一直在告董丽华，董后来被调走。狱长徐龙江、副狱长刘志强极力迫害法轮功学员，本想升为正处级，后因犯人搞同性恋（三角关系），打仗，将人杀死，两人被降级调离。

二零零八年四月，同修雷敏趁犯人打水，给我带过一个纸条，上写张淑芹因炼功被薛淑华大打出手，张淑芹拿着一大撮被薛薅掉的头发找警察，警察不管。找新来的大队长马士懿，马说没有人证明。我让包夹国凤彬找警察，还是不见。写信又没有纸笔。我对包夹说：“从现在开始，我不接受任何管治。”说完我找同修雷敏去了。雷敏的包夹李淑梅怨国凤彬没有看好我，两人因此吵了起来，最后把矛盾指向我，说：就你管闲事。我脱了早就想脱的囚服，包夹国凤彬很紧张害怕，我告诉她：“跟你没关系，你如实的跟警察汇报。”这样警察秦岭、露蕊涵找我谈话，说车间忙，没时间过来，现在你可以有笔有纸，找谁谈话都可以，信随便写。想给谁写都行。最后秦岭说：“你能不能把囚服穿上。”我说：“脱了还能穿吗。”紧接着马士懿找我谈话，说张淑芹的事她不知道，我去调查调查。我说很简单，我见张淑芹当面问清。马说这么严，不可能让你们见面，还说监狱规定不穿囚服扣监区分，我和赵大队都得受处分。我说迫害法轮功学员，你们不是人人参与了吗。没有你们的指使，犯人敢打吗？我们不是犯人，我们被囚禁，就是让我们学法炼功，都是对我们的迫害，不要说穿囚服这样那样了。当时不少同修因不穿囚服被迫害得很严重。

几天后，马士懿费了很大的周折，把我的丈夫（现已离婚）找来劝我，说你还有一个月就回家了，她们说你不穿囚服就怎么怎么的。我对丈夫说，现在我身体健康，要有什么事，就是她们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做的事都是最正的，不会因为谁就改变了。

我不穿囚服，雷敏也脱了囚服，马士懿就把我调到西侧屋。在西侧屋，同修巴丽江也脱了囚服，马士懿怕别的同修也脱囚服，就把我送进小号。小号阴冷冰凉的板铺，前面用铁栅栏隔的一个个的铁笼子。我的双手双脚都铐在板铺的地环上，全身动不了。小号的饭，一碗米汤，十几个饭粒，咸菜是带大颗盐粒拌的大头菜。第三天我对小号送饭的犯人说：我不吃了，本来也没有饭，我吃什么。隔了两天，由于又冷，衣服单薄，肚子空空的。主要是因为光想回家，正念也不强了，我昏了过去。她们找来犯人医生商小梅给我灌食，之后我呕吐不止。我叫警察我要上厕所，犯人给我开那些铐在手脚上的锁时，我面色苍白，最后不省人事。犯人大哭大喊来人，等我醒来，我身上出的汗把衣服全都湿透了，脸、手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犯人哭着说：你马上回家了，六年都熬过去了，多不容易啊，要死在这多冤啊。

在小号有个叫肖如健的警察，外号“肖大妈”。此人非常阴毒，每当她在班，她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铐子扣的死死的，动一点就勒肉。

在回家前，按照黑女监规定可以留长发了，可是恶警郑杰强行给我剪了很短的头发，在小号被迫害二十三天后，我回家了。回家那天都没有洗澡，没有换衣服，不让见同修和那里的犯人们，从小号直接回家，所有物品都没有整理，答应给别人的东西也给不了了，我儿子和外甥女把所有的东西全扔了。警察秦岭说我的钱卡里的钱没有提出来，明天再来取吧。当时我儿子就告诉她不要了，再也不要看到这个鬼地方了。

在黑女监被迫害六年，在小号被迫害带地环五十五天；光戴刑具背铐，在水房子、便衣库近一年半，期间还包括上酷刑，强行挨冻。这就是我在黑女监被迫害的亲身经历。

四、家庭在迫害中破裂

从女监黑窝回来，本想我终于自由了，可以对家人对丈夫倾诉一下这六年的遭遇。可没想到的是丈夫由于残疾，生活上需要人照顾，请了一个保姆。在零二年我在看守所时，他们就以夫妻的名义在我家过日子了，在我回家的前一天这个保姆才走。

就在丈夫很难放下这段感情纠葛时，奥运邪火到了哈尔滨。头一天晚上，胜利街道书记刘田英和呼兰镇保卫科一男子到我家说，就是想见见我，问我炼不炼了。他们走后，我和丈夫出去办事，他俩竟然从院子的树背后走过来，非常紧张的说：“今天你不能走，你走就抓你。”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得在这看一宿，我说那别在外边看了，到屋里吧。他们没来，丈夫出车去了，没过多久，刘田英敲门说渴了，要进屋喝水。我说丈夫不在家，你们进来不太合适。之后他们来了不少人在我家楼前后的窗户下面下棋，每隔一段时间就猛烈的敲门、按门铃。这样一直折腾到天亮，我儿子只得把门铃线拽下来，我打电话告诉丈夫别回来。他们还在我家的楼前楼后安装了什么发着紫色光的仪器，直射我家南北窗户，可能是监控器。我打开窗户说：我被迫害刚回家，你们就来折腾，还让不让人活了。第二天，他们接到通知才离开。

丈夫因为承受太多太多的痛苦，又因经常无端的骚扰，觉的和我生活在一起太没安全感，搬了出去，并逼我放弃修炼，否则与我离婚。

我刚回来时，身体非常虚弱，生活上还没有什么着落。又和社会脱轨六年，各方面的应变能力还很差。而且我在呼兰新民派出所办理的身份证被所长扣押，没有身份证，找工作都是又苦又累，工钱还少。在这期间丈夫还不断的来电话催离婚。在丈夫的极力要求下，我在零九年九月被迫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