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监狱系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接上文）

第八章　重庆监狱系统

一提到监狱，人们会说：这是坏人呆的地方啊！

但是，自一九九九年江××迫害法轮功以来，却有一群这个世上最好的好人，被投进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洗脑班等地方，惨遭奴役、酷刑、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等。

据不完全统计，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重庆遭遇枉法判刑（不包含劳教和各种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逾四百人，他们被劫持到各地监狱遭受迫害。

他们中有博士生、中科院研究生、大学老师，也有乡间淳朴的农民，遍及各阶层、各领域。他们年龄小的只有二十几岁，年龄大的遭遇迫害时已是七十多岁。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不向中共邪党妥协，坚持信仰，或讲清真相，或依法上访，而被当局劫持，法院枉判。他们被分散在重庆市监狱、永川监狱、女子监狱等地。他们中有的已经被迫害致死，有的已经伤残，有的仍被关押、饱受苦难……

1、概述

重庆市监狱系统由重庆市监狱管理局及所辖重庆市监狱、永川监狱、女子监狱、涪陵监狱、凤城监狱、南川监狱、三合监狱、三峡监狱、渝州监狱、九龙监狱、新犯转运站等构成。

自一九九九年中共恶党非法迫害法轮功以来，重庆监狱系统积极追随恶党作恶，奉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命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对重庆境内的法轮功学员施行有史以来的最为残酷的迫害：毒打、吊刑、电击、关小号、不准睡觉、野蛮灌食、不准大小便、几天几夜罚站蹲、饿饭、兰竹块砍膝盖、踝关节、强灌不明药物、百条毛虫身上爬、“藿麻”打全身、逼写“不修炼保证”、逼看诽谤法轮功创始人的录像、逼开批判会等手段对学员强行“转化”，妄图使其放弃信仰。

在中华五千年融合了儒释道的神传文化中，判别善恶的最重要标准就是能否珍惜生命。可是重庆监狱系统的部份警察在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等斗争思想灌输下，在利益的诱惑下，对遵循真善忍做人的法轮功学员任意折磨、施加毒手，视生命如儿戏，先后迫害死了十名法轮功学员，致无数的法轮功学员伤残，可耻地沦为中共恶党的暴政工具。

但即便如此，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在自己遭受严酷迫害的同时，始终以大善大忍之心向他们讲明真相，希望他们择善而为，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2、重庆市监狱

位于南岸区弹子石群慧路九十四号，先后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约有三十人，普遍刑期在十年以上。

部份遭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李向东，家住九龙坡区，原华蜀视频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年年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八监区，恶警为了强制“转化”他，六天六夜不让他睡觉，迫使其意志崩溃。

黎坚，大足县防疫站科长，在八监区，恶警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强制进行“转化”。

王越发，中铁十一局五处机械工程师，机修队长。在七监区，王越发被恶警强制进行惩罚性劳动，某年夏天在球场大太阳下砍砖800块，没多久他就晕倒了，一般人每天砍砖只是300块且不当太阳晒。恶警的目的是摧毁他的意志。

何海鸥，家住大渡口区，本科学历，医生，在六监区。因坚持不“转化”，长年被重点监控，四人包夹，寸步不离。

黄成，沙坪坝区供电局工作，在五监区，包夹人员对他整天罚站。

袁志强，在五监区，多年来坚持不“转化”，被重点包夹，遭到严重迫害。二零零五年身患癌症的父亲在临死前呼唤儿子的名字想见最后一面，也不准见，死后也不准儿子去吊丧。

黎宗余，中铁十一局五处会计师，修炼以后多次拒收工程分包、老板送他的现金，同事评价也很高。在六监区，遭到六个“包夹”人员在恶警指使下毒打，一个守门，另五个用被子蒙头殴打；在身患重病，说话走路都很困难时，还被进行惩罚性劳动，强制搬砖，搬过去，又搬过来。

王光林，在八监区。至今坚持不“转化”，曾被脚镣手铐在半月之久。属重点包夹、重点监控对象，迫害严重，为抗议迫害多次绝食，身心遭受极大摧残。

中科院研究生洪伟在狱中中遭沉重劳役迫害

洪伟，北京大学九八届毕业生，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生，家住重庆市璧山县。洪伟一九九四年修炼，在学校是同学们公认的好人。一九九八年，洪伟自北大毕业后，被保送至中科院微生物所。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多次遭绑架、非法关押，洗脑，二零零三年夏被秘密判刑十年，被非法关押在重庆监狱。洪伟在监狱里被强迫奴役，劳动量非常大。

洪伟

七旬老人于小儒、冯传家被非法判重刑

于小儒老先生是重庆市奉节县第五到十届政协委员、常委。从一九九九年四月到二零零二年三、四月份三次赴台湾探亲，留台期间参加台湾地区法轮功学员的炼功活动，并带回法轮功真相资料，回国后于二零零二年十月被非法逮捕，并被非法判十一年重刑。（详情请见明慧网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一日文章《大陆喉舌媒体透露了什么？》）

奉节县的法轮功学员冯传家，于二零零零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法轮大法好”，被中共非法抓捕劳教一年。二零零一年九月解教后，冯传家写了揭露监狱凶残迫害法轮功学员黑幕的文章，委托于小儒带到台湾上明慧网发表，因此于二零零二年十月被逮捕，被非法判十年重刑。

恶党还在媒体上对他俩进行造谣诬蔑，电视、大报、小报满天飞，还于二零零三年一月在央视上诬蔑，第二天万州电视台又重播几次。

于小儒、冯传家于二零零三年或者二零零四年五月被非法转关入重庆市监狱（弹子石监狱），从此音讯全无，生死未卜。

3.重庆女子监狱

重庆女子监狱原为永川监狱的一个中队，位于永川市红炉镇月琴坝；于二零零二年正式挂牌成立重庆女子监狱；现在搬迁至九龙坡走马镇。

重庆女子监狱同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所有黑窝一样，表面上实行文明管理，鼓吹人性化；实则是中共邪党为非作歹的一个缩影。在伪善的面纱背后，一切都依靠谎言和暴力维系。

这里前后非法关押近二百女性法轮功学员，刑期从三年到十六年不等，入监队大队部的“法所办”和监区长黄利、教导员况慧文、教育科恶警科长李晚娟和狱警徐永红等，指使冠育红等罪犯不择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迫害，她们常说：“打死你谁给你作证？八十元就烧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迫害致残，有的被迫害致精神失常，有的年高七旬，仍被强迫做奴工。

二十四小时的全程监控

所有刚入监的法轮功学员都被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受到二十四小时全程监控。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至少四个所谓的“互监”。（由恶警训练的刑事犯任之，冠名为“互监”，与劳教所的“帮教”如出一辙。）法轮功学员无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乃至睡觉的姿势等等，都由她们详细记录；上厕所、洗漱等都被她们严格限制时间和次数。法轮功学员上厕所、吃饭、睡觉、休息、学习之类，都得由“互监”报请邪警同意。

强制洗脑 逼迫“转化”

在六监区，有所谓的谈话室，里面挂满各种诬蔑大法的图片，并配有电视用来放诬蔑大法的录像带。许多法轮功学员都曾被关在里面强制洗脑。法轮功学员胡宗玉甚至在出狱前几天，还被关在谈话室强制洗脑，并且十几个小时地被强行罚站。

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行要求每天写心得体会，否则深夜两点都可能被叫起来冲厕所。凡是坚决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天被恶警关在监舍强制洗脑，包括看诬蔑法轮大法的书籍等，强制洗脑到晚上十二点，甚至凌晨二点。还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洗脑到凌晨四点才准睡觉，早上六点照常起床。

强制做奴工

法轮功学员多被分到生产监区强制做奴工，每天被奴役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在做奴工之余，她们还要被强行洗脑，有的到十二点，有的到凌晨两点。早晨却仍得按规定时间起床。

法轮功学员刘范钦在双臂被恶警吊残的情况下，不仅未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反而被强行劫持到监狱；因一直坚持不按邪恶的要求做，被强制做奴工每天十几个小时。

在八监区，法轮功学员杨隆美在高血压的症状下，经受被逼去扛一百多斤一袋的珠子。

在七监区，法轮功学员范德芳已届七十五岁高龄，仍然被强制做奴工，经受着身体上的苦痛。

挑拨离间 煽动仇恨

监狱恶警经常扣押法轮功学员的信件，限制法轮功学员与亲人通电话和接见。在往来的信件中，凡有被恶警认为不利的言辞，一概扣押。在接见时，恶警就坐在旁边监听，而且还作有详细记录。他们不允许法轮功学员说出在里面的真实情况，甚至还恶意挑拨法轮功学员与家人的关系，制造矛盾。

曾经在六监区做过“互监”的王中渝，在值夜班时，因打瞌睡，被当时的监区长黄莉用电棍电的全身伤痕累累；因她同情法轮功学员的处境，说了一句公道话，不仅被电棍电，而且受到严厉的惩罚，长时间罚站数十天，罚做苦力，挑大粪，罚抄监规几十遍等等，最后被调离。其实，有许多犯人是被迫做“互监”的，如不接受“互监”一职，就被视为不服从管理，会受到严厉惩处。

很多“互监”在与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深刻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表现出的真诚、善良和大忍，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明白了真相，这是恶警们始料不及的。

六天五夜不准刘兴辉大小便

有一次，连续六天五夜不准刘兴辉大小便，到第六天，刘兴辉小便失禁，整个下半身都浸泡在尿里。

刘兴辉，女，五十多岁，重庆市璧山青杠镇人，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被劫持到永川女子监狱。因为坚修大法，在监狱二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直被囚禁在六监区一间舍房内，不准迈出舍房一步。中共恶徒为了达到“转化”她的目的，指使刘红、张乃中（五十多岁，重庆市中区人，心狠手辣）、刘平（大块头）等犯人疯狂地打她，用凳子砸她的手指，连续一个月不准她睡觉。张乃中，多次在值班室门前当着警察的面打刘兴辉的耳光。在监舍里她更是嚣张至极，专为打刘兴辉还准备了一根方木棒。

犯人对刘兴辉说“把你整死了白整死，我们又不会遭…。”

恶警指使犯人长期将不明药物偷偷混在饭里让她吃，将刘兴辉迫害得精神恍惚。

尿只能流在裤子里

周群英，二十七岁，合川人。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她被恶警劫持到永川女子监狱。周群英全天二十四小时被监控，恶警不准周与其他人说话，限制一切自由活动。她被用手铐铐、电棒威胁。恶警用臭袜子堵她嘴，指使犯人虐待她，六、七月份大热天二十多天都不准她洗漱。恶警们连续几天几夜不准她睡觉、不准上厕所、不准吃饭、一直罚站。几天下来她的脚肿胀得几乎不能站立，尿只能流在裤子里。

他们野蛮地打骂她、威胁她、虐待她，她实在太困倦了打一下瞌睡，恶警就会向其脸部浇凉水；把用过的药棉签塞进她的嘴里；流氓一样的用棍棒指点她身体，骂个不停。十天十夜后，她只觉的地在发抖；没睡觉，精神恍惚就象在梦里一样；双脚肿得好象要爆裂一样。包夹还对其施以卡脖子、掐锁骨，将好端端的一个人迫害得目光呆滞，精神近乎崩溃。

恶警还说：“如果你不“转化”，让你什么都不自在，生不如死。”

事后一“包夹”（刑事女犯）悄悄告诉她：“我看到你被害成那样子，在被窝里流过好几次眼泪。”

靳卫，三十多岁，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因二零零二年电视插播真相，被枉法判刑十余年。在女子监狱，靳卫因不称自己为罪犯，被强令在四监区（重刑组）值班室门外罚站数十天，被禁止上厕所，大小便均溺在身。

漫漫八年　李基凤几近失明

李基凤，重庆市北碚区人，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被枉法判刑八年。李基凤被非法关在永川女子监狱六大队，遭到各种刑具迫害。不让她睡觉。恶警用电棍电她的脸和其它部位，被电过的部位和脸肿大变形，使李基凤有段时间被迫害得精神恍惚。期间，家人曾短暂见过一面，称李基凤已被迫害得骨瘦如柴。

在漫漫八年间，她经受了各种无法想象的精神和肉体上的迫害，其中左眼已看不见，右眼只有0.1，门牙几乎掉光，甚至她被迫害致神智不清醒。二零一零年，她的家人曾要求让她保外就医，却被监狱无情拒绝，理由是：李基凤是法轮功学员。

直到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李基凤才结束了长达八年零两个月冤狱。李基凤回家后，因左眼看不见，只有0.1视力的右眼，看不清路，路面稍微有点阶梯就容易跌倒，天黑无法出门，不但生活困难，精神上的痛苦目前也依然存在。

七旬老人被强迫做奴工

范德芳，七十五岁左右，重庆建设集团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邪党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身体状况很差的情况下被强行劫持到监狱，在七监区，被强迫做奴工，每天超强度劳动十几个小时。

谭咏秋，七十多岁，被中共邪党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二零零二年，谭咏秋被邪恶之徒绑架。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被一在押犯推倒而致残，腿关节严重错位，无法行走。不仅未能及时治疗，反被邪党法院判刑入监。邪警们因为没达到“转化”的目的，就故意刁难，蓄意制造矛盾，挑唆与其他服刑人员的关系，对她严格控制，强化学习，不准打电话，不准买东西，强迫做奴工等方式折磨。曾因未完成生产任务，邪警强迫她公开作检讨，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部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

“包夹”罪犯在恶警李晓娟、徐永红和监区长黄利的指使下，为达到它们邀功请赏的目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着各种迫害，它们常说：“打死你谁给你作证？八十元就烧了。”这些其实都是入监队狱警指使的，但他们不敢承认，装得都很伪善，表面上还说“教育、感化”等，对内对外表面上还吹嘘宣传监狱全都是实行的“文明管理”。

李章群、秦丽母女俩同被劫持在女子监狱

李章群，七十多岁，二零零三年六月，李章群被重庆大渡口区的恶警绑架，后被中共邪党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二零零四年六月，被劫持至女子监狱；其女秦丽（被枉判八年）也于当月被绑架入狱。在入监队，邪警不准她们母女说话。十多天后，被分到其它监区，由于一直坚持不“转化”，被强迫做奴工，经常被逼去扛百多斤重一袋的珠子。邪恶们还经常对她进行侮辱、谩骂、嘲笑，蓄意制造矛盾，挑唆关系。

有个叫李智辉的服刑人员，因借票给法轮功学员，就遭到电棍电。

六十七岁的许文秀，入监队邪恶为了“转化”她，不准她上厕所。“包夹”她的罪犯长期罚她站，导致她双腿、脚都浮肿。而迫害她的罪犯刑满回家后没多久，就患直肠癌死了。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重庆电视台雾都夜话栏目记者徐红，二零零三年十月，在一监区，队长要邪悟的人散布说她很“反动”，叫其他服刑人员不要接触她，蓄意制造间隔。徐红不承认自己是罪犯，也不打报告，恶警就不准她吃饭、睡觉，白天长时间的奴役，晚上罚站过道，整整三天三夜，全身都浮肿了。

周旭霞，重庆南岸区人，被非法判刑七年，因不称自己为罪犯，被禁止购物，被迫在便后用清水代替手纸。周旭霞曾经被关禁闭二十多天，不准洗漱，被“包夹”人员肆意辱骂。

杨小莉，西南师范大学教师，被恶警体罚、刷厕所、罚蹲两天两夜不准睡觉；遭到包夹人拳打脚踢、威胁辱骂、关禁闭；恶警将其双手拇指绑在铁床上两个多小时，手臂被打的很长时间留有紫红色血斑，脚、腿时而出现胀痛后遗症。因不穿囚服，其“互监”强行将其身上衣服扒光，施以奇耻大辱。杨小莉后被转到重庆少管所非法关押。

苏大芳，六十九岁左右，重庆北碚区人，被中共邪党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二零零四年七月，苏大芳在家里被邪恶骗到法院，未经任何合法程序，立即签逮捕令和强行开庭，随即被非法劫持到北碚看守所，当月就被强行劫往重庆女子监狱。因身体原因，女子监狱不接收，又被非法关押到北碚看守所遭受迫害。看守所的恶警每天都强迫她吃药，说要治疗她的病。八月，再次劫往，同前次情况一样。近一年之后，二零零五年六月，第三次被非法劫往重庆女子监狱。通过罪恶的交易，看守所花了一笔钱，女子监狱昧着良知接收。

谭风皓，三十多岁，入狱前为教师。因在所谓的“揭批会”上呼大法真相口号，被强令作检讨。谭不从，即被禁止上厕所。谭趁值夜班的“对子”不在自行出去上了厕所，回监舍后被“对子”章梅用拳击脸部，之后被关禁闭一周。由于不称自己为罪犯，谭在入监队时被禁止买一切日用品，包括卫生纸、卫生巾等女性必需品。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违心“转化”后，谭出现严重的精神恍惚，神志不清，其母多次向狱方请求接其出狱治疗未果。

王兰，四十多岁，被邪党非法判刑七年。二零零五年，王兰曾写严正声明，向狱方宣布在迫害下所说所写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作废。为此王兰在女监二监区遭受“严管”迫害。包括扣押来往信件、不准向家里打电话，不准下楼打开水，打饭等等。王兰因抵制迫害，曾遭“包夹”罪犯胡红、夏红梅等殴打、不准大小便，被迫害得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五克，不及正常人一半。王兰丈夫陈奇也是法轮功学员，被邪党非法判刑十二年，被非法关押于南岸弹子石重庆监狱。家中年幼的儿子由陈奇年过七旬的父母抚养，俩老人为养孙儿，双双出门打工。

4.永川监狱

永川监狱位于重庆市永川市游家湾（原127），是重庆市监狱系统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所之一。这里先后非法关押迫害了一百多名男性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八年，永川监狱出笼了一份全年度的计划，该计划刊载在监狱内部报纸“新胜通讯”上，为了确保全国“先进”单位的称号，要把所谓“转化率”、“巩固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奥运期间，它们更把迫害法轮功学员作为首要任务，要求统一布置，专人专管，层层落实，“责、权、利”结合，与奖惩、提干、升级挂钩。这个迫害计划是一个铁证如山的罪证。

二零零九年初，组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职机构“教育矫治中心”（实为暴力洗脑中心），由各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打手组成。该机构专门研究每个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并针对性地制定迫害方案。其组织成员亲自参与并监督胁迫各监区警察、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由此，永川监狱形成了多层次并相互交织的迫害体系，直接听命于610及市监狱管理局。

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主要监区是分布在东山分场的二监区、西山分场的四监区。前几年，为混淆视听，该监狱无耻地推出了所谓的“阳光工程”，但不管怎样装点门面，也掩盖不了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累累罪行。

法轮功学员谢照明、谭学礼送到永川监狱分别十五天、六天就被迫害致死，永川监狱迫害手段的惨烈可见一斑。

部份法轮功学员情况：

白俊，男，三十多岁，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生，长寿区人。因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白俊在小泉宾馆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劫持永川监狱迫害。

瞿超云，四十五岁左右的西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实验师。因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三年被610恶警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劫持于永川监狱迫害。

王道华，七十多岁的北碚区水土镇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十月，老人因讲法轮功真相，被中共邪党枉法判刑三年半，劫持到永川监狱迫害。

邓亮，男，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原西南航空公司十佳乘务员，家住渝中区大坪附近。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九日，邓亮被重庆市国安局四处恶人吴涛等，以荒唐的“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枉法判刑七年。随后，邓亮被劫持到永川监狱迫害。在永川监狱，邓亮被拘在四监区第七分监区严管队，二十四小时被三个犯人包夹，洗漱入厕都被监视，强迫每日工作十四小时，缝制妇女服装上的珠绣。他被折磨得目光呆滞，几乎失明，皮包骨头。

史定富，七十多岁的大足县龙水镇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九月，被大足县610非法判刑三年，随后被劫持到永川监狱继续迫害。

顾晓敏，四十多岁，重庆市梁平县聚奎镇人，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九日，被非法判刑八年，因坚持信仰在永川监狱一直遭受迫害。妻子在监狱见到他时，他脸上有明显伤痕。家中只留下妻子独自带着五岁的女儿，靠摆地摊艰难度日。

尧荣宣，四十多岁，一九八三年十月入伍，参加过对越作战。副连职干部，受各级嘉奖数十次等。二零零四年九月被非法判刑七年，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六日，被非法挟持到重庆永川监狱，曾被迫绝食反迫害。

张培金，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职工。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被北碚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在永川监狱，张培金绝食抵制迫害，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到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滴水未进，整个人严重脱水，生命垂危，形貌枯干已不成人形。

吕远建，四十八岁，小学文化，家住重庆市潼南县梓潼镇石眼村二组。二零零四年六月被秘密判刑七年，在永川监狱四监区六分区，监区负责人龚世全指使恶人刘政唯、霍祥兵等四人对他用法西斯的手段进行残害。

张齐勇，三十二岁，綦江人，毕业于四川大学。二零零四年被綦江法院非法判刑七年，送入永川监狱后在二监区遭受了各种非人折磨。二零零六年被迫害致肺结核非常虚弱保外就医。

王荣，四十多岁，重钢公安分局科长，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判刑七年，在永川监狱二监区被绑死人床、长期被关小间迫害。

尧荣宣，参加过对越作战的永川人，曾受各级嘉奖数十次等，深受部队上下一致好评。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六日，尧荣宣被非法挟持到永川监狱，入监后，警察不准接见、不准通信、不准通话，并安排老犯人二十四小时轮流监视。为抗议迫害，尧荣宣在里面绝食七天多。监狱中的生活条件、卫生极差，经常吃冷饭和生米饭，即使是下雨天都在露天操场上吃饭。

部份迫害案例：

兰竹块砍膝盖、踝关节

罗向旭，年年被评为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先进、市里的先进工作者、三十岁的罗向旭，因坚修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零一年，罗向旭被劫持往永川监狱迫害。在永川监狱期间，罗向旭遭受恶警们的各种酷刑迫害。为逼他“转化”，犯人绑他在床上“鸡奸”。出狱时，罗向旭下肢已残废，行步艰难。

恶警为了使罗向旭屈服，对罗向旭采取了令人发指的酷刑。晚上不让其睡觉，单独关一个房间与世隔绝，“包夹”犯人张永红、周成兵、江山等犯人同时反方向掰他的手指，中间一个打脸，还要用物压头，不准大小便、罚站、毒打，用兰竹块砍膝盖、踝关节。他的亲人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见到他时，发现他行动缓慢，步履艰难，目光呆滞，表情木讷。对亲人的呼唤许久竟未反应，眼睛视物不见，这样一个虎背熊腰的小伙子被折磨得人已完全脱形。在如此寒冷的冬天他只穿了件薄薄的内衣和囚衣。家人问他毛衣和羽绒衣怎么没穿？一旁的警察狠狠地盯住他说：“今天有太阳，晒一晒。”罗向旭什么也没说，家人忍不住拉着他抱头痛哭。

酷刑演示：毒打

逼“转化”，遭鸡奸

为逼迫罗向旭“转化”，永川监狱的恶警指使犯人残酷迫害，参加强体力劳动、毒打。一次毒打后，三个犯人罗大明、廖建、刘勇将他的衣裤脱了，把他按在床上鸡奸。

在监狱无耻的所谓“转化”心得交流会上，许多法轮功学员站起来喊口号、揭露邪恶的迫害。罗向旭也站起来喊口号，当场揭露他们为了逼他抄“揭批书”，叫变态的犯人对他鸡奸、毒打的罪行。

研究生被毒打致粉碎性骨折

王琦，男，三十多岁，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原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工作人员，因坚修大法被重庆市610不法之徒非法抓捕并转至重庆市永川监狱劳改。王琦在永川监狱二监区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和虐待，致使他视力急剧下降，双眼近乎失明，以至站在他面前的人都无法辨认。按监狱法和有关规定，这种情况是可以办理保外就医的。可怜他七十多岁的老母费尽辛苦才找到永川监狱的干部，要求办理保外，却遭到拒绝。二零零二年八月，王琦又遭不法之徒毒打，致使他左侧肩关节、肘关节两处粉碎性骨折，生活无法自理。王琦可怜的老母亲再一次要求办理保外就医，得到的答复还是不行。

电脑工程师张全良被“严管”迫害

张全良，男，四十岁，法轮功学员，原重庆煤炭设计院工程师，四川大学优秀毕业生，曾获重庆市科技成果三等奖，四川省优秀设计二等奖，还是设计院的科技英语翻译。

二零零五年被渝中区国保支队绑架，遭受连续吊铐六天六夜、在耳边连续四十小时放高音喇叭等酷刑折磨，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永川监狱二监区十三分监区一直被隔离“严管”迫害，警察指使整个房间的犯人包夹他一人，长期罚站、蹲，不准睡觉，腿肿得又粗又大，冬天强迫他几十小时坐在地上，“打贝母”（强迫弯腰，犯人用肘部猛击后背），饿饭，几个人一起狠踩他的脚。接见时亲人见他头上有伤，问警察怎么回事，警察说他自己碰的，问腿肿怎么回事，回答说可能是坐久了吧。因他向亲人透露被迫害经历，警察指使犯人对他进行更狠毒的报复。

连续数十日罚站不准睡觉

田贻成，男，重庆市江合集团的职工，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被北碚区悦来乡、复兴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劫持在永川监狱四监区七分监区，因坚持信仰，长期遭受迫害。

恶警郑柯、林某某、王兢、谢迪等指使江津黑社会老大余涛为首的一帮吸毒、抢劫、强奸犯充当包控打手，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田贻成被迫害得十分严重，连续数十日罚站不准睡觉，腿肿得又粗又大，每餐才给他不到一两的饭。

田贻成被绑架时，他的妻子因为己有身孕并临近产期不让抓她丈夫。凶恶、无人性的警察竟对其妻大打出手。并不顾周围群众的谴责，强行将田贻成夫妇绑架。

迫害田贻成的“包夹”犯人还有张大红、王强、唐义斌、罗德森、唐吉云、李仕虎、杨天华、张崇华、马永清、杜长海等。

后来，田贻成从监狱出来后才几个月，于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七日便含冤离世。

百条毛虫身上爬、“藿麻”打全身

二零零二年永川监狱四监区一个犯人给法轮功学员讲了一个某某厂的法轮功学员被恶警“转化”的经过：他们不让他睡觉，进行各种折磨。中队长叫这个犯人去捉一种毛毛虫，一百多条，把法轮功学员的衣服扒光，让毛毛虫在他身上爬。后又用一种“藿麻”抽打全身，还用电棒电等。对另一个法轮功学员，恶警在冬天不准他穿衣、光着身子，还不准睡觉……

强抽血

二零一二年四月，重庆酉阳县法轮功学员陈二启在无任何病症的情况下被关进监狱医院，用脚镣、手铐固定在死人床上，由四、五个医院犯人按住，一名永川监狱警察用电棍通电，顶住陈二启上嘴唇，然后麻醉，强行抽血一大管。抽完血后，陈二启处于昏迷状态。

人体药物试验

邓富寿，男，六十岁左右，重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四年，关押在永川监狱迫害。二零一一年底，头皮突然大面积溃烂，眼睛也突然失明，呈明显中毒症状。二零一二年初含冤离世。

永川监狱医院人员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叫嚣：“人体试验又怎样？这都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是合法的，是上面的指示。”

打昏死

大足县退休小学校长、法轮功学员刘书云，有一次被恶警和服刑人员打得昏死后，多人抬着送医院救治；为反迫害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百余天，致使其胃受到严重伤害。永川监狱施毒刑后，怕承担责任后果，慌张通知刘书荣家属“保外就医”。

寒冬单衣站山上

永川监狱对江津区法轮功学员赖云昌施冻刑，寒冬腊月罚穿一件衣服在山上站立，稍有身动，施暴罪犯用明火烟头烧大小腿的毛，实质上烧了脚腿肉。

恶警为了逼迫赖云昌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二零一零年的整个冬天，逼迫赖云昌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冰天雪地里正坐。期间下雪时身体上还积了很厚的雪。偶尔打了瞌睡，恶警指使服刑人员马光平用燃着的烟头烫赖云昌的眼睛；要是没坐正时，被恶人拳打脚踢，情景惨不忍睹。

二零零九年前后，法轮功学员费明彦在十三监区，腿有残疾，被强迫拖着行动不便的腿，挑很重的煤渣，干健康人都干不了的重体力活；三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开放在十七监区被迫害一个多月不准睡觉，一直罚站，每顿只给汤匙大小的一团饭……

5.垫江监狱

“他们就是不让我吃饱，我很饿”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一日十点多，家人终于在重庆垫江监狱见到了因修炼法轮功被610绑架的袁庆生。当时他弯着腰走到亲人面前，步履迟缓，面容憔悴黝黑，人瘦的变了形。家人们都吓了一跳。他一只手无力的靠在窗台上，一只手下垂，明显看得出下垂的那只手已经溃烂，他不想让亲人看见，靠在窗台上的这只手也呈紫色。旁边有两个恶警在看着。

袁庆生对家人说：“我没关系，他们就是不让我吃饱，我很饿。”此时，家人赶快给他去买了饼干和蛋，他刚吃了两块饼干，就被一边的恶警强行没收。

6.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肖红秀，女，六十五岁，重庆市梁平县七巧镇人。肖洪秀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在重庆市永川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家人没有见到其尸体，只领了骨灰盒。

据知情人讲，老太太肖洪秀在永川女子监狱，长期遭受肉体和精神迫害，包括：无病被强制吃不明药物；不准与他人说话；被强制劳动，当身体长期遭受折磨，极度虚弱时，恶警扬言仍不准她休息：“干不了活儿，跟着走，站也要站在那里”。肖洪秀曾经多次在监狱干活时昏倒在地。

肖红秀老人

徐辉碧，女，六十三岁，重庆市西南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西南铝加工厂）子弟小学退休的高级教师。

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徐辉碧被恶警绑架在九龙坡区华岩看守所。后恶警又将她劫往重庆市永川女子监狱进行长达四年之久的迫害，最后被迫害得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监狱才通知其家人将她接回家中。回家几个月后的二零零八年三月七日，徐辉碧含冤离世。

赵家芳，女，六十四岁，家住綦江县松藻煤矿松南路，于九六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随着她学法炼功，过去身患多种疾病皆不治而愈。二零零一年八月，赵家芳被綦江县公安局一科、松矿派出所警察和联防队从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綦江县看守所。随后，綦江县法院以荒唐的“破坏法律实施罪”，枉法判她八年六个月的重刑。

在劫持至永川女子监狱迫害期间，赵家芳被迫害致双目失明；三次晕倒在地。在医院中，恶人指使医院注射了不明药物，致使赵家芳出现严重呼吸困难，生命垂危。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三点四十分，赵家芳含冤离世。

赵家芳

王世碧，女，五十四岁，重庆九龙坡区西彭镇大石堡小学教师，被绑架、非法劳改折磨五年，于二零零六年三月不幸离世。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七日，王世碧在重庆永川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恶警绑架，并被枉法判刑五年。她在永川女子监狱劳改农场受尽折磨摧残，身体出现严重病态，监狱怕承担责任，于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九日，王世碧被“保外就医”，提前回到了家中。王世碧回家后又持续遭到西彭派出所所长张发文，九龙坡分局的陈刚、陈伟，及重庆西南铝业集团公安分局的马容等恶警迫害骚扰，不让恢复工作等。在巨大的身心压力下，王世碧于二零零六年三月不幸离世。

谢照明，男，五十岁，重庆江津市红星印刷厂下岗工人，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被永川监狱迫害致死。

谢照明因长期利用手机讲真相，被恶警定点跟踪，于二零零三年被非法抓捕，关押在江津看守所；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被判刑五年；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三日被劫往永川监狱，半个月后的七月二十八日，被迫害致死。

田怡成，男，五十多岁，重庆市北碚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劳教。后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永川监狱迫害。田贻成在永川监狱被迫害得十分严重，连续数十日罚站不准睡觉，腿肿得又粗又大，每餐才给他不到一两的饭。于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七日含冤离世。

田怡成

邓富寿，男，六十岁左右，家住重庆高新区白马凼奇峰自由湾小区，重庆造船厂职工，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遭中共当局绑架、被非法判刑四年，在永川监狱遭受迫害。二零一二年新年的正月初五、初六，家人还曾去永川监狱看望他；而在两天后的正月初八，家人接到监狱通知说邓富寿在监狱得病去世。

家人去永川探望时，不准家人外传，不准上网，要求立即火化，家人在无奈的情况下被迫火化遗体。邓富寿从去年底身体突然出现的异常情况看，怀疑被恶警恶人下毒所害。

二零一一年底，邓富寿头皮突然大面积溃烂，后慢慢结痂，头皮溃烂那段时间，眼睛又突然失明。永川监狱医院人员曾经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叫嚣：“人体试验又怎样？这都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是合法的，是上面的指示。”

谭学礼，男，五十一岁，中学毕业，务农，家住四川遂宁市蓬溪县群利镇中合公社十一大队六队。谭学礼一九九七年农历十二月有幸得法。修炼之前严重贫血，经常头晕，只要周围很吵闹，他都会晕倒在地，太阳大了不能出门，着不得急，几乎不能干活。修炼几个月后，这些症状都不治而愈。

在合川看守所被割去声带再无法讲话

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合川看守所通知谭妻去见人，恶警直接告诉其妻，谭被判刑四年。在这期间谭一直在遭受合川国安队与合川看守所恶警的折磨，并让他永远不能说话。

随后，谭妻去见人。妻子只能隔着玻璃和他通电话。但谭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后来谭写了一封信回家，里面只有一句话：从二零零五年八月二日就不能说话了。

给家人写信，却只能写上这一句话，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说话呢？这本是最让家人不解和关心的事情。可是在邪党中共的强权之下，他明白，要是写出真相，就连这一句话也不可能带出监狱！

遭永川监狱迫害致死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谭学礼被劫持至永川监狱继续遭迫害。

几天后的六月十九日，凌晨两点左右，永川监狱打来电话说谭学礼死了，叫家里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赶到，不然就火化了。谭妻听到这一消息当场痛哭不已，想想女儿在外打工，儿子还在学校（大学三年级），不知怎么办。

见到遗体，谭只穿了一件红色背心，亲人揭开衣服一看，整个胸部红一块，紫一块，两大腿也是红一块，紫一块的；把人翻到背面，见整个背上也是紫红块。当再翻到正面时，谭的鼻子和口里流出了血水。谭妻见全身是伤，就说这不是病死的，我要请律师。恶警说，请律师可以，只能他们去请，不允许谭妻请。谭妻说要等到女儿、儿子回来再说。恶警答道，从十九日算起，只给三天时间，三天过了，儿女不回来，也要强行火化。由于去的这几个人都是农村的，又没多少文化，也不懂法律程序，在恶警的强压下，六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就将遗体火化了。

谭妻整天以泪满面。女儿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天就晕倒两次；儿子还在上大学三年级，一年要交学杂费一万多元。谭学礼的不幸罹难，给这个家带来无尽的痛苦。

苏锡英，女，五十三岁，重庆长安厂职工，多次遭受迫害。二零零零年，因到北京上访被非法拘押一个月。二零零一年被劫持到永川监狱迫害，枉法判刑四年。

在永川监狱四年里，苏锡英遭受了各种身心摧残：不许家属探视；不打报告不准下账（取钱）；家属交的钱不许使用；进去带的生活必需品被全部没收；四个包夹二十四小时轮流监视；克扣食物，每顿只给少量的白饭，甚至不许大小便……

苏锡英常常被恶警毒打和包夹辱骂，强迫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每天从早上七点做到深夜十二点，收工后还要罚站两小时（恶警值班时门前），也就是强行洗脑两小时，无论是劳动或是洗脑或是罚站一律不许坐，然后才能去洗澡，洗衣服及个人卫生。第二天六点必须起床。这种非人的折磨持续了一年多。在这样的折磨中，苏锡英身体每况愈下，腰椎严重错位。二零零五年她回家后，仍长期遭受派出所、居委会的骚扰、监视、恐吓等迫害。最终，苏锡英于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八日含冤离世。

白时凯，男，六十多岁，渝北区洛碛村人，二零零一年底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判刑三年。老人被冤狱迫害期间，遭狱医用毒针注入其体内，致使白时凯的神经系统受到破坏，全身严重瘫痪，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眼看生命危在旦夕，狱中人员于二零零二年腊月三十，派四个警察把白时凯抬回了其老家。白时凯从此生活不能自理，于二零零八年八月含冤离世。

曹阳，男，三十岁，原重庆市南川市东胜火电厂车间主任，于二零零一年八月被非法劳改期间遭折磨致死。

曹阳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二日早上六时许，南川市公安局恶警以复印法轮功传单为由将曹阳绑架。南川市法院于二零零一年二月非法将他判刑三年半。二零零一年四月十六日曹阳被非法劫持至垫江东部劳改农场严管队，后分到垫江劳改一中队。六月十七日，曹阳被劫持至严管队“集训”。两个月后的“集训”期间，八月二十六日晚，九时许，曹阳死于严管队洗手间。两天后，八月二十八日，监狱才通知其家属。曹阳的妻子及时赶往劳改农场，也未能亲眼见到解剖遗体。最后仅由法医向亲人宣布曹阳为“自杀”。曹阳家属拒绝在“死亡报告”上签字。几天之后，劳改农场又派人到南川伙同公安局警察到曹阳家逼迫签字，要家属同意曹阳是自杀身亡，否则，家属和亲人全部下岗。在当地恶警和监狱的双重压力下，曹阳家属被迫签字。

然而，据知情人透露，曹阳在监狱中饱受邪恶的折磨和摧残，在邪恶的所谓揭批会上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监狱恶警对他进行了邪恶的酷刑暴虐摧残。当种种迹象表明监狱恶警要置他于死地时，曹阳用牙咬破手指在监狱的墙上用鲜血写下“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

时至今日，至少还有几十位重庆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含冤受苦。

时至今日，他们的生命，依然受到威胁。

时至今日，那些“无冕之王”的记者和媒体人士，依然受胁于中共、噤若寒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