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协调中修炼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我在二零零一年得法，开始时比较从理性上了解大法，后来从很多的修炼经历中，更体会到大法的威力。

如何做好一个协调人

我们城市最初只有几个同修，有一段时间，做证实法的事情，实际上只有两个人。但师父一直在照顾我们这个地区，在只有我一个人做证实法的事时，师父都从外面安排一个同修到我们地区。在人少的情况下，其实没有什么协调的需要，我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证实法的事情。每当有外地同修路过我们城市，做讲真相的活动，我们都积极配合，同时我们利用媒体去报导讲真相的活动，让我们市的居民能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我在刚得法的阶段，经历了很多家庭的魔难。在个人的修炼上，有很大的魔炼。但在做证法事情的时候，每次如果能用正念去做，师父都会帮助，效果很不错。例如，在二零零六年，有外地同修到我所在城市，于是大家一起配合向市政府讲真相。我们会见我们的市议员，呼吁他们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情况。她很感动，很快就将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关注做成一个提案，要求加拿大政府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省政府修改移植器官的法案等。此提案获得全体市议员的一致通过，我们的市长给中国成都市市长写了一封信，关注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情况。

在近几年，好几位同修移民到我们市，我自然成了这个市大法弟子的协调人。但和刚到的大陆同修相比，我是属于晚得法的。我有时感觉不胜任，我炼功的动作还不是十分正确，因为以前做错，没有人帮我纠正；在法上的理解，也感觉不及同修理解那么深，学法时偶尔被同修发现我溜号，常指出我的不足，我感觉挺惭愧的。但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到：“大法弟子的负责人哪，其实只是一个协调人、联系人、一个传达人”，“为大家服务的人，没有权力，没有权威，协调好大家，这就是你们能够帮师父在人表面起到的最好作用。”师父还说：“但从负责人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是修炼人的一员，不是完美无缺的。”

所以我遵循师父在《精進要旨》<如何辅导>中的教诲，没有把自己放在学员之上的心，就抱着一个服务的心态，听取同修的意见。

协调做神韵是对修炼的大检验

当我们市二零一零年办神韵的时候，我在协调上就面对真正的考验。这是我们市第一次办神韵，我和同修们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市场推广也不是我的专长，大家都在摸索，但知道这是师父的救人项目，一定要做，大家就本着要做好此项目的信念去做。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把房子做了抵押，就有资金运用了。

最初我跟另一主要负责同修二人配合很好：我常人的技巧比较多，而那同修正念很强，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很快就谈妥了一个很好的旅馆解决演出人员的住宿，还很便宜。但这样的配合不长，我们都在大学工作，一到大学开学，常人的工作忙起来，就只能分头开展神韵的工作。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我要出差，这个繁重的责任，就只有交给了同修。后来才知道，这一安排对他的压力非常重。我出差回来后，并没有细心体察同修对我的不满，还是照常开展工作。而当同修对我不满的时候，我虽然没有怨言，也默默的做，但总觉委屈。这样，渐渐同修之间产生了间隔，

师父在《精進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著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所以我当时根本没做到真正的忍，还有不服气之心，没有向内找。我当时没有珍惜师父给开我创的这个提高心性的好机会。

在这五个月推广神韵的期间，我要兼顾神韵的事情很多，包括：邀请贵宾，拉广告，剧院联系等等，都只有我一个人做。要面对各方面的需要，我只有不断减少睡眠时间，每天就睡几个小时。当时只能保证每天学法，基本没时间炼功，到神韵开演前六个星期，正好是推广神韵的高峰期，是所有同修最忙的时候，而那时候我已经感觉疲累，体力应付不了。到最后一星期，觉得力不从心，提不起劲了。一位同修看我提不起劲的样子，颇不象样，就点醒我，说我没有紧迫感，我当时觉得真是有口难言，虽然口里说自己修的不好，但内心总觉得同修不理解我，而不是真正向内找，找找我救人的心够不够殷切。其实这时就是真正考验我的修炼状态。我后来才悟到：虽然我做的是多一些，这也是我的修炼环境，同修其实是好意劝善，提醒我为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

回顾办神韵，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次没做到满场，但很多主流和重要人物都来了。不少各级政府官员、贵宾都来看，并给我们写了很多支持信。在华人社区，有位华人朋友把前任省长也请来了，文化中心董事会也有人来看。这都是过去在社区里耕耘的一点成果。不过，在与同修整体配合上，我觉得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另外，由于没有经验，广告安排不能发挥最大效果，于是最后一星期票卖的不够快。

正念不足，麻烦干扰就来了。这时，本地一最大报纸媒体要求采访我们，然后，该记者在没有看神韵演出的情况下，拼凑其它评论，对神韵作了不良报道。我心里非常难过，觉得很对不起师父。我后来体验到，师父要我“摔跟头，从中悟道”（《转法轮》）。

做完神韵半年之后，师父再一次给予我们证实法的机会。在这过程中更体验到师父无限的慈悲。有一个人体尸体展从美国到我们市展览。通过收集相关信息，我们发现，这个展览的人体标本的来源是中国大陆公安局。我们觉得需要就此事引发公众对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的关注，于是决定以大学法轮功学生会的名义，向市民征签，反对这个不人道的人体展。

当时同修都有非常强的正念，十分配合，大家在能力范围内抽出时间，在街头站了几星期，拿到了一千多个市民签名。我们找到曾经对神韵做过不良报道的媒体，因为它是本市最大的媒体，我们给他们讲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与这人体展的密切关系。事情也很凑巧，就是那个闭门造车报道神韵的记者承担了这任务，尽力披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事实及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关注。

报纸登出后，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反响，其它大媒体先后报道，引起很多正面的讨论，使很多本地市民从中认清了中共反人类的本性。而且，揭露活摘器官罪行的人权律师麦塔斯也在这时把人体展带上法庭。在开庭的前一天，这个做人体展的美国公司就宣布不再進行这个人体巡回展了。

两年后，在上个月，本地最大的报纸媒体做了一个本市华人特辑，记者想起我们关注过人体展，于是找我做了个访问，也找了我的女儿同修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她当时为什么关注这个人体展。这正面的报导对整个市居民，特别是华人去了解法轮功真相有持续的影响。

从这次经验中我学到，不要着眼于同修们做多少。多与少只是常人的准则，而神佛只看人心，为何去执着计较呢？

学法是做证实法事情的基础

做完神韵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市同修整体的修炼状态都陷入相对低潮。同修又开始各忙各的，有时候，集体炼功学法只有我和另一老年同修。但我们没放弃，抱着一念，就从自身做起，无论多少人，我们都坚持学法，从不间断。

在这段时间，有时间我们就学法，有时两个人，有时三个人。有段时间我一星期有三、四个晚上都与同修一起学法，对我促進很大。慢慢修炼环境就开始发生变化，渐渐有新同修加入，修炼的场也改变了。现在，我们每星期有两天固定学法，星期天炼功学法现在有十人左右。学完法，大家互相交流。老同修跟我说，现在我们的修炼环境，能做到比学比修了。

当我们听到师父在《二十年讲法》中说：“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些同修都好着急，想办法把昔日同修找回。作为协调人，我尽量安排炼功点在同修家附近，或到他们家学法，方便并鼓励同修参与。逐渐的，昔日的同修在修炼上有很大改变。

去年我们参加了本市最大型的圣诞花车游行，因为第一次做，请外地同修开三十多个小时车把他们市的花车运来，令我市同修非常感动，激励起我们今年自己做花车的决心。现在大家已着手准备，也不用我着力推动，每个人都主动积极参与，所有同修一齐策划。我学到要看同修的长处，不去想他们短处，作为协调人，我就是去发掘大家所长，加以发挥，提供一个实修的环境。遇到同修做不到的情况下，就如师父说的，“默默的自己把它做好，这才是修炼人哪。”（《二十年讲法》）

我希望与我市的同修在这正法最后阶段能做到为法负责、对救度众生负责，也就是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少走弯路，不会带来遗憾。

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二零一二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