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芙自述遭药物迫害和酷刑虐待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我叫刘桂芙，来自中国北京，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我全身疾病不翼而飞，生活充满阳光。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我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我因为坚持不放弃真善忍信仰，而屡遭中共残酷迫害。长期被监控、跟踪、骚扰，被派出所劫持拘禁约七、八次，被长期非法关押五次。其中，被非法关在洗脑班一次，看守所两次，劳教所两次。失去自由共计长达四年之久，其间，受尽死去活来的酷刑折磨和摧残，包括长期不准睡觉、遭受殴打、各种折磨和药物迫害等。中共的迫害真是罄竹难书，下面只是我所受迫害的几个片段。

一、在北京海淀看守所：狱医想用药置我于死地

二零零一年二月，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劫持到北京海淀区看守所。警察詹海威把我打得全身是伤，大便失禁，耳膜破裂，腹部膨胀得像孕妇一样。当我晕倒在便池上时，姓刘的监狱医生为杀人灭口，竟然交给牢头二十片不明药物给我服用。牢头以为是乳酶生，就偷偷先吃了十片，很快她就头晕眼黑，舌头和颈部僵硬，呼吸困难，急忙求医。当姓王的狱医看了剩余的十片药片后大惊失色，让警察马上扔掉。牢头服下王狱医给的药后才缓解了。之后我很快被非法定一年六个月的劳教，投入北京劳教所。

二、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十八个昼夜不让睡觉，施不明药物诱导我跳楼

一进北京女子劳教所，警察就逼我辱骂法轮大法师父，放弃信仰。我坚持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恶警徐燕玲一直不许我睡觉，还罚我长期军蹲导致我腹泻脱水了，就改成罚飞，直到我昏倒在地。之后，我被连续罚站十八个昼夜，不许我睡觉。腿脚肿得很粗，膝盖不能打弯，脚皮胀裂流水，连上一趟厕所都极其艰难。

只要我犯困一合眼，全班十八个犯人，还有吸毒犯，就用苍蝇拍、硬物、手脚等一齐踢打我。我的头部被打出大大小小的包，腿被打破流水儿。我的腰被打伤不能直起，只好爬着上厕所。由于不让睡觉和殴打，我经常瞬间昏倒在地，他们就泼冷水，每次醒来我都躺在水里。

她们把我的饭菜里悄悄放了不明药物，不许别人碰我的饭菜，我吃后头晕得很厉害，身体发软，难受、恶心，精神恍惚，开始出现幻觉。他们就开始说我精神不正常了。

就在我被他们折磨得生不如死，精神恍惚的时刻，她们诱导我跳楼。宫××一面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炼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同时诬蔑说我多次要自杀。我正告她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决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她们就一边用硬东西猛击我的头部一边高声叫骂。无论我多么痛苦，我心里就是守住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就是这一念让我挺了过来。

十八个昼夜不让我合眼，极度困倦是那样难熬，其它的一切折磨似乎都比不上，每一分钟像熬过十年。最后，我经常瞬间失去知觉，一下子摔进床底下，一会儿又跌到床栏杆上，头破血流。包夹随时看着，想拉住，但是看不住。他们眼看就要出人命了，有人出去找警察，警察李继荣却教唆大家说：是刘桂芙自己不要睡觉的。

此后，每天只让我睡两个小时觉，仍然经常殴打，最后到期不得不释放了我。

回家之后很长时间，劳教所迫害的后遗症经常出现：夜间不能睡觉，白天走路，甚至做饭切菜时，或者骑自行车时，都能突然失去知觉，倒下去昏睡。

出劳教所后才知道我的户口早已被警察注销，意味着我已经不复存在。我是拿着劳教所的释放证重新办理的户口注册。可见警察提前做好了杀人灭口的准备。

三、再被劫入北京女子劳教所：骇人听闻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二月，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闯入我家抄家并绑架我。这是我第五次无故被抓，再次因为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劳教。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两年半的非法关押中，我一直被全封闭隔离单独迫害，警察与警察的帮凶“包夹”，用种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折磨我，长期被迫吃各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身心被摧残到了几乎崩溃的境地。

（一）在所谓“攻坚队”遭受的迫害

一进劳教所，我再次被连续坐板、被剥夺睡眠十七天后，被送入专门残酷迫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攻坚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1、强行灌入不明药物：

我被单独关押在二十多平米的房间内，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我被一群包夹轮流迫害。恶警宋丽丽逼我服用一种棕色药片，我拒绝。她指使十来个包夹踩住我四肢，吸毒犯牛于红捏着我的鼻子和两腮，将二片棕色药片强行给我灌入。一会儿我就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的都是黑绿色稀便。还不许我上厕所，吐在身上，拉在裤子里，不许换洗。

这样灌药二十多天后，我每天白天被强行灌进二片白色药片。被灌药后我头晕眼黑。宋丽丽得知后，就派包夹每天晚上给我灌两粒红白色胶囊。我被灌药后，立即酸液从嘴和鼻子喷出来，喷到裤子上的液体染红了我的裤子。我说这就是暗害我的证据，宋丽丽就强迫我脱下拿走了。

在药物迫害下，我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迟钝，出现幻象。在上厕所和洗漱时经常会突然眩晕，摔倒在地上。这时，他们就给我加倍灌药。

他们药物迫害的方式是，先剥夺睡眠，殴打，把我折磨得出现困倦、头晕、呕吐、难受，起不来等等症状，就强迫我吃所谓治疗这些“病”的药物。吃药使我出现更多异常反应，她们就又增加所谓治疗那些异常症状的药物，以此类推。

2、坐板酷刑加长期剥夺睡眠

我被长期限制坐姿，每天坐二十一个小时，一动不许动地坐在脚尖刚挨地的硬板凳上，嘴里经常被塞满了蘸上粪水的抹布或擦过地的脏卫生巾等。双腿不许露缝，双手并拢放在膝盖上，身体挺直，两眼固定盯一个地方。包夹看见我眼珠一动就打，用尺子打手。犯困一闭眼，就被往头上、眼睛泼水；被用尺子戳我脊椎骨缝或用凳子砸我膝盖，不让我睡觉。

每天从凌晨四点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坐二十一小时，臀部被坐烂，屁股和血水、分泌的污物一起粘在裤子上。坐凳子就象坐在玻璃碴上一样。腿浮肿到大腿，腰肌被殴打受损。

其余三小时，我被限制睡姿，包夹还用各种方式捣乱不让我睡着。

3、制造一切生理痛苦，残酷虐待

每次被限定只有两分钟洗漱时间，我必须迅速揭下粘在屁股上的脏裤子，揭得鲜血直流、疼痛难忍。还没洗完，水龙头就被关上了。屎尿、污血沾满内裤，也不许换洗，恶臭的令人窒息也不许换洗，包夹闻到臭味就打我。

包夹不许我说话，我做任何事都必事先报告：每喝一口水打一次报告；咳嗽、吐痰、搔痒，也得申请，包夹不批准就不可以。几个月不许洗头，头发里爬满虫子，也不许挠痒。

高温三十八摄氏度的夏天，把窗门关严严的，挂上窗帘不让一丝风进来，还不许我脱掉被绑架时就穿着的冬衣，捂着我。很多折磨我的包夹都闷热得中暑了，他们还是捂着我。而到了冷天、阴天，恶人又把电扇全都打开吹我。总之，百般刁难我、折磨我。我常常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但我心中有大法，终于正念挺过来了。

他们不给我正常的饭食，故意让我饥饿。有时给我吃扔到厕所里的包子皮。稀饭和菜汤被包夹故意撒在地上所剩无几。有时故意让我吃很多大油，让我拉稀又不准上厕所。有时不让我喝水，或攒一些壶底积了很多水垢的水让我喝。我很快瘦成皮包骨，包夹叫我“木乃伊”。

宋丽丽为使我“转化”，叫我丈夫跟我离婚，来配合他们做工作。我丈夫刘保国拒绝，就被剥夺了探视我的权利。

（二）在集训队禁闭室所受的摧残

我被迫害的消息被海外媒体披露后，北京女子劳教所将我从攻坚队转到集训队，继续单独隔离关押。实施药物迫害，长达两年多。

1、令人发指的药物迫害

在集训队期间，我仍然被逼天天吃药，仍然是针对吃药后出现的更多异常反应，就被逼吃更多的药。逐渐增加到一把一把地吃，主要是治疗精神错乱和分裂方面的药物。还逼我签字。我拒绝吃药，他们就一起加大剂量灌药。我大脑一阵阵空白，反应迟钝，经常虚脱。医生都很吃惊：我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

我被他们吃药逼得要崩溃了，就抵制、揭露迫害，警察说我“大疯子”，就快成精神病了。他们四次把我关在更加暗无天日的禁闭室里。我最后一次被关在禁闭室长达五个月左右，多次被迫害得要窒息死亡。离开禁闭室被解教释放前，我已经被迫害得四个月完全不能睡觉，警察加倍给我注射两针药剂和服用四片安定药片也不能使我入睡。最后一个月，我完全无法进食，呕吐不止。这期间，更是被逼大量吃药。每次都被检查，药吐出去没有，如果药被吐出去了，一定被补上。

2、集训队禁闭室的精神迫害

集训队在劳教所内一个偏僻的地方，不引人注意。而禁闭室是在集训队内一个更加隐蔽的后院。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

禁闭室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挨着床一个便池。在里面不知道白天黑夜，什么都不知道。冬天，禁闭室是冰窖；夏天，禁闭室是蒸笼。有时，包夹在里面折磨我，长期不许我睡觉，限制坐姿、睡姿，打骂、虐待。最后一次五个月我是被单独关押在里面，任我死去活来，让我见不到人影。

白天，禁闭室内的喇叭里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音响，吵得我一刻也不能安静，烦躁得要发疯。我被迫害得不会睡觉了，头痛难忍，经常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痛不欲生。又困得要命，憋得难受，经常感到窒息。有时我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我长时间趴在地上，才能感觉有些缓解。感到自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

3、一个月内六次验血，多次检查器官

在最后一次被关禁闭时，我曾在一个月里被抽了六次血液，血液被抽出后，医生嘱咐：“赶快封起来送走”。

我还多次被突然带去公安医院检查器官，做胸肺透视，验尿等。最后那次我突然被带去后，给我做B超时，问我，憋不憋尿？我不憋尿，警察就命令我一连喝了六杯水，然后命我在通道里走来走去，再喝水再走动，加速排泄。做了B超后，我看到警察们异常地高兴，结果在称体重时，发现我在十几天里少了十五斤体重，怀疑我得了癌症。

在被多次抽血和检查后，我就吃不了饭了，吃了就吐，一直到被释放。

他们验血和检查身体器官，绝不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因为，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手段迫害我的身体。那么他们这样做显然是别有用心。后来，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事被媒体披露后，联想起他们对我奇怪的验血和检查，我才觉得很害怕。

（三）造假掩盖迫害　欺骗国际社会

我被迫害的消息在海外媒体曝光后，劳教所为掩盖迫害想了很多办法。

国外记者来访、上面来人检查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我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还让我多睡会儿。原来故意饿着我，吃不到菜，而那一天却很丰盛。警察照像、录像给外面人看。参观人走后，我照样被虐待和体罚。有一次，突然不再限制我坐姿，让我坐着看书，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我一看又是造假，就大声揭露警察对我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他们吓得赶紧把我架走。

劳教所从各队抽调相貌近似的人以便冒充我。这是劳教所惧怕我在国际调查人面前揭露迫害而想出的招术。他们安排相似的人跟我在一起，模仿一举一动，学说话，千方百计套问我的个人亲友情况。包夹说，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被减刑回家了。

有一天一大早，我就被转移到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我象征性体检，不仅意外地不铐我，还假惺惺地搀扶着我。后来把我带到所长室谈话，我就揭露宋丽丽等恶警对我的迫害。之后我被送回了集训队。我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警察正重新钉“集训队”的门牌。后来我才听说，国际来人调查劳教所虐待我一事。他们原来是想销毁证据。晚上，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装起来了。

四、死里逃生

经历了两年半的单独密闭关押迫害，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我被非法劳教期满，已经奄奄一息，警察不得不释放我回家。出所时，我已经不能行走。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还长了很多老人斑。连熟悉我的户籍警察和老邻居都认不出我了。

刚出劳教所大门，派出所警察王海鹏就直接收回了我的解教通知书，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绑架我。
我在中午十二点多被送到家，根本不能进食。我先生见状流下了眼泪。不料，警察在下午二点左右就到家中抓我，准备送我到所谓“法制培训中心”（中共当局为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而设立的洗脑班，为欺骗民众而美其名曰“法治培训中心”，实为私设监狱。）继续迫害。家人强烈要求允许我住院治疗。警察见我真的快死了，才没抓我。

我出院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监视。最后一次，一大群警察上门要绑架我，我侥幸逃脱后，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被迫流亡海外，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辗转来到美国。

感谢和呼吁：

我亲身遭受了中共对法轮功不断升级的残酷迫害，至今身体还有被迫害的后遗症。但是，今天我能正常地活着，就是个奇迹。我怀着不尽的感激。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坚定的勇气和信心，给了我战胜邪恶的超常的意志和力量！

感谢海内外所有为营救我而呼吁、奔走的善良的人们！感谢向劳教所打电话制止迫害的素不相识的人们！感谢人权组织对我的援助！特别感谢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位议员！他曾经亲自致信中共司法部，呼吁释放我。特别感谢酷刑调查专员诺瓦克先生！他曾经到中国调查我和其他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没有这么多正义之士对我生命的关注，迫使中共减轻了对我的迫害，我恐怕早就被中共虐杀了。

我很悲痛，我的许多熟悉的善良的功友被中共迫害死了，像于宙、杨小晶等；我的许多功友至今失踪多年，像黄雄，可能早已经被中共所杀。我的许多功友，像张连英，许那、曹东还有我的姐姐等等，他们至今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或劳教所，遭受残酷的折磨。

中共的迫害仍在继续，请联合国帮助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信仰迫害。请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帮助制止这场对良知的迫害。请善良的人们认清中共迫害的邪恶，帮助受难的法轮功学员。

在世界正义的呼声中，会有更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避免被虐杀。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对中共的邪恶说“不”，迫害必将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