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等地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2006年7月13日】我在修炼大法之前，曾身患多种疾病；得法后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了，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家里的亲人看到我身体上的巨大变化，先后有13人走入大法修炼中，四代之家从此变得和睦了，整个大家庭真是和乐溶溶。

1999年7月20日邪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百思不解，就和同修去省政府上访。到省政府后看到真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守候在省政府门口，来上访的各地同修根本就进不去，都站在省政府周围，希望能见到政府领导解决问题。可是领导没见着，却见到很多警察在大面积抓捕法轮功上访学员，并往大客车上拖。

三个警察把我连推带拽的往车上拖，把我的胳膊使劲往身后拧，就听“咔嚓”一声，我疼痛难忍。当时我气急了，就脱下一只鞋（另一只鞋在混乱中丢失）想要打警察，就在这时我立刻想起师父的教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样我扔掉了手里的鞋，心里平静了，警察把我拖上了车。

车上的同修开始和警察讲真相，车开的很慢，好多同修开始跳车，我也跳下来了，长春的同修帮我从修鞋铺那买来一双拖鞋。由于我放下了要找到一起来省政府的同修的心，奇迹出现了，茫茫人海中我们又走到了一起。看到警察还在一车一车的抓人，我们就躲开，不让他们抓。

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被破坏了，每天在惊恐中度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想作为大法的受益者，我应该去北京向中央领导人说明情况，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

于是，我与一同修于1999年9月16日开始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在北京的住处我又被恶警非法抓捕，生平第一次坐上了110.警察搜身时搜到了火车票，得知我是吉林人，我被遣送回吉林。到吉林站时，站前好长一段路都是“夹道欢迎”的警察，还录了像，当晚在新闻播出。之后我被当地派出所接回，在车上，我跟所长讲真相，可是他不听，还发着牢骚，骂骂咧咧的到了派出所。片警审讯记录后将我非法送入拘留所，当时让我签字是否同意拘留，我说“不同意”，他说“你签不签都一样。”结果我被扣上“扰乱社会秩序”非法拘留15天。

我在北京的25天中，家人天天被警察、村干部骚扰，使家人不得安宁。

1999年11月2日，我正在家中午睡，派出所所长、恶警陈跃彬等三人闯入我家非法搜查，翻出一本《转法轮》，在小叔子家翻出一本手抄本《转法轮》，就将我、小叔子俩口子我们三人以“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留5天。多么荒唐可笑，在家午睡竟然是扰乱了“社会秩序”？！

1999年12月27日，我家一行6人（两个孩子）再次进京上访。来到信访办，到处都是便衣警察，根本就不允许进入信访办大门。我们在大门处跟前来问话的便衣讲真相，结果就被装上汽车，拉到驻京办事处。

在那里已有好多同修，一个一个的被非法搜身，连卫生巾都让打开，搜出的钱都被警察们据为己有。之后我们被四、五个人连成串的铐在火车的小茶桌上遣送回来，当地派出所非法把我送入看守所，其他同修被拘留。

在看守所里真是度日如年，有个姓刑的女警察脏话连篇，一张单人床大的地方要挤四到六个人，半夜起来上厕所就躺不下去了，刑事犯管这叫“砸刀鱼”。监舍极其潮湿，屋顶经常漏水，被子潮的就差出水了。吃的更是糟糕，汤里没有一滴油，碗底是泥和老鼠屎。

在看守所艰难的度过了27天，被非法送进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办手续时片警陈跃彬让我签字，我不签，陈跃彬狞笑着说：“你每次都不签，我照样送你劳教，那是你的新家。”

到了劳教所，那真是人们说的那样――人间地狱。每天至少要干17－18个小时的活，有时只能休息2－3小时，每天面对的都是管教的谩骂与刑事犯的欺负。吃饭只有五分钟，其实就是往嘴里倒饭，而且警察经常是骂声不断。

有一次让我扛100斤一袋的大碴子，几乎把我压趴下。面对超负荷的劳动，有的同修病的走路要两个人扶着，就这样警察也不放人。上厕所每天都有固定时间，有的尿裤子也不让上，有时大便没便完，管教上厕所就得起来。一有检查的，警察们就把我们干的活藏起来，拿出扑克、象棋装样子，等检查的人一走，就赶紧让我们干活，还得把耽误的时间补上，有时要干到凌晨三点。

2000年除夕之夜，全四大队的人都让到中厅唱歌，有些同修就背起了《论语》，管教侯志红，管理科姓连的科长等几人拿来电棍到处乱电。发泄完之后不让睡觉，坐小方板凳，不许动，动一点刑事犯就拿竹板打脑袋，打手。

第二天我睡醒觉，看到邻床的学员还没有回来，就和另一学员到中厅看她，结果被管教侯志红一阵骂，然后叫到管教室，一顿电棍电的心直抽搐，电棍声使中厅的同修都落泪了，管教电累了，骂够了才让我俩回去。那些背“论语”的同修一直都关在中厅遭受坐小板凳、不让动、不让睡觉等迫害，有四个同修坚持了四天四夜，最后说胡话，晕倒了才让回寝室。

有一次一小队的同修炼功，我也在中厅炼功，被大队长张丽梅发现，她叫来管教把我们炼功这些学员五花大绑，在走廊站成一排，几个管教拿电棍电。面对邪恶迫害，学员们背起了师父的经文“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洪吟》）。管教更是恼羞成怒，电棍没电了就再换一个，最后直到几根电棍都没电了，恶警也累了就把我们押上没人住的五楼，光脚站在满地是冰的水泥地上“开飞机”，让刑事犯看着。当时正是三九天，时间一长，脚被冻的直抽筋，头被控的直晕，撅的稍高点就挨打、挨骂，然后一个一个叫到管教室。

我被叫去之后，恶警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炼”。恶警说：“好，我今天让你炼个够，你炼吧。”我知道她没安好心，就没动，她说：“我让你炼呢。”于是我就手结印，看着她们，恶警说：“你把眼睛闭上。”我把眼睛闭上还没等炼呢，就被两个电棍三个竹板打的直晕。同修王秀芬因炼功被绑在死人床上，只穿线衣、线裤，正是冬天，开窗户冻，最后把她折磨成精神病才放回家，不久便含冤离世了。

到三大队后，有一同修因炼功被电的脑袋变形，管教为了封锁消息把她关入小仓库，我和好多同修为此绝食，管教才稍有收敛，同修邓世英（已被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就因坚持修炼，警察不让她洗脸、刷牙、洗澡，干一天活，还要站到深夜，有时班委睡着了，竟要站一夜，之后被绑在死人床上很长时间，后又以超负荷劳动来迫害邓世英。韩翠艳、翁月玲也被关进小仓库并绑上死人床，关了很长时间，她们每天都在喊“我要炼功”，恶管教一看也转化不了，就诬陷她们是精神病，给送精神病院去了（听说是回家了）。

在繁重的强制劳动下，坚持修炼就加期、体罚、蹲小号、不让睡觉、犹大轮番洗脑。我回家后在同修的帮助下，知道师父慈悲没有放弃这些不争气的学员；在师父耐心的指导下，我这个迷失的孩子走出了泥潭，又从新走入了正法修炼中来。

每逢敏感日村干部、片警便到家骚扰。十六大召开前，警察来到我家，一看我和妯娌不在家，便告诉家人，不让我到处走，还说明天给你们开个会。第二天早晨5点半我炼完功，肚子疼的不行要上厕所，门还没打开便看见汽车大灯，直射入院，马上又关掉了，我知道是恶警来了，我便叫上弟弟、弟妹只穿上鞋、毛衣毛裤（冬天）跳墙走了。

恶警企图跳进院，因不好跳才叫门，家人开门后恶警进屋一顿找，用带来的电筒四处照，又到邻居家找，都没找到，无奈开着车走了，不一会又开回来了，见人没回来，又开走了，不一会又回来了，大有不抓住不罢休之势。

我在师父的保护下离开了家，之后几天村长、村书记几乎天天到我家骚扰，问我在哪呢？让我给他打电话。当时正在办洗脑班，我村另一同修被绑架，直接送劳教。这位同修已是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还有一天，我正在家学法，突然想上厕所，就上了房后的厕所，刚进去就听警察大声问话，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又一次摆脱了邪恶的抓捕。可是家中的大法书、师父的法像没有保护好，香炉等也被抢走。恶警没抓到人不死心，第二天又来我家非法搜查，当时整个大院只有不修炼的小叔子的媳妇和孩子在家，孩子一人在屋睡觉，弟妹和恶警理论，恶警破口大骂，五、六个恶警竟把弟妹塞到汽车的后备箱里，弟妹不配合，把弟妹的手都掰伤了（半年才好），幸好妹夫回来了，才把她救下来，四岁的孩子吓的直哭。弟妹为此受到很大的惊吓与伤害，孩子吓的见到警察就躲。丈夫每天都为我担心，更令我伤心的是，在我被非法劳教一年期间，我的父亲和年迈的祖母由于过度思念与担心，两位老人带着牵挂离开了人间，这都是邪恶的江氏集团及恶警帮凶对我们的迫害。

在几年的腥风血雨中，我不修炼的弟妹、孩子和所有的亲人都遭受到极大的伤害，我衷心祝愿所有支持、理解我的亲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