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信仰“真善忍” 我被非法劳教三年

【明慧网2006年7月1日】2002年1月27日下午，我在贵阳市黔灵公园沿着铁路下到树林挂条幅时被恶警抓捕，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推我上一辆警车，把我带到黔灵公园的派出所，几个恶警轮流对我盘问，要我交待资料来源等等。直到28号很晚，他们把我父母叫去，父母看说服不了我就回家去了。

我父母在时他们对我很好，父母走后，他们就用各种方法折磨我。把我关在独居室里，手铐在铁门上，站不直也蹲不下，还把风扇打开……当时我全身冰冷，也没有知觉。不知呆了几个小时，最后把我叫出来说“我们叫车送你回家”，还把我背的小包还给我，然后叫一个恶警把我带到公园门口，叫来一辆出租车，然后叫我上车。开车的人问我去哪里，我说回家，我又告诉他我的家庭地址。奇怪的是，他连问我几次到底住哪里，我当时就觉的不对劲。坐在后排的我突然看见了前排座位的后面安了一个方方的东西，而这个人一只手开车，一只手拿着手机不停的打电话，不时的又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车开到我家住的小区，我下了车，穿过马路回头看时，那车还一直停在那里；当我快到自家楼下时，几个跟在我后面的恶警一下扑过来把我抓住。我才发现，那出租车的后面一直跟着几辆警车，他们把我抓上了一辆车上，当时我心里有些怕。

车开到不知什么地方，下了车，恶警把我拖到四楼的一间大房间里，先把我铐在一根横的铁管上，一恶警狠狠的踢了我一脚，后来又把我铐在椅子上，并且一直有人看着我。到早上时，大概是30号，恶警把我送到贵阳市百花山拘留所，在里面还有一个大法弟子，是50多岁的阿姨。

我和她每天都背《洪吟》和一些《经文》，还经常一起炼功，里面的很多人都主动的来跟我们一起学。在拘留所待了几天，南明区派出所又把我送到了南明区看守所，一进去，那些恶警就把我带去的所有东西都检查一遍，把皮鞋、袜子都脱了，衣服的拉链、扣子、带子全下了，大冬天让我光着脚在地上走。一个女恶警把我带到“北-13”监室。

为了对我非法关押表示抗议，我开始绝食，即使这样，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擦地、倒垃圾、擦厕所，到晚上睡觉，几十个人挤在一张通铺上，上面铺的和上面盖的都是很薄的烂被子，晚上冷的睡不着，即使这样，每晚还要安排轮流值勤两个小时。由于天气冷，又穿的少，而且穿的鞋底全是断裂的，天天泡在湿的地上，全是湿的，穿起来又冰又冷，由于绝食，恶警找我谈几次话，并叫里面的犯人强制给我灌食。后来通知派出所叫家人给我送东西，当时由于不能接见，只能传条子，那里面的牢头一听家人来看我，就叫我写条子，开了很多公用的东西，大概几百元。最后，除了一些吃的东西外，我什么也没有拿到。就这样我在里面呆了一个多月，他们就将我送到贵州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到了劳教所，一进去她们又是搜身又是检查，后来又来几个邪悟的对我轮番攻击，一连好几天，后来看我坚定，就放弃了对我的所谓洗脑。

3月26号，他们把我调到“十四班”，那里还有一位年轻大法弟子吴东仙，但不准我们之间讲话，每天都给我们规定所谓的学习计划，由于我们不听她们的，就强制我们对着床站着，还不停的让包夹员给我们大声的读恶党的书。每天都这样，后来又来了一个年老的大法弟子秦玉芬。

一天，一个吸毒的和我在床上，我看她很善良就给她讲修炼中的事，结果被班长邓碧叫去，打她同时叫她把头勾起体罚她。这件事报到恶警办公室，结果顾兴英把我叫到恶警办公室审问我，我说我有权不回答你的问题，她们看问不出什么事就叫我回到班上。第二天，恶警又叫我下去，一进去，邓某和焦霞两个恶警开始轮番的诽谤大法，我立掌发正念，邓某立即过来把我的手掰到后背，使劲向上扯，当时痛的我眼泪都出来了，过后将我罚站，后来又叫来几个邪悟的和我谈，她们看没有效果，才让我回到班上。

有一天，我听到吸毒人员在交谈中知道有一位功友因不配合邪恶，抵制生产被恶警加重迫害，被恶警指使同性恋者对功友恶意折磨，而且谤师谤法。为了制止这种行为，我们三个大法弟子同时绝食反迫害，声援受迫害的同修。后来那位同修回到三楼去了，吴东仙被调了班，秦玉芬被拖到医务室被强制灌食，十多天后我们答应吃饭。

恶警为了对我们加重迫害，上厕所要领“解手牌”，一人一次，几十个大法弟子就等一个“解手牌”，洗衣服、洗澡都要申请。使用企图消磨我们的意志，为抗议这种极度不合理的迫害，我和秦玉芬又开始绝食，最后恶警答应一些要求，我们才吃饭。

大概是11月份，那时队里来了很多生产（珠绣），由于她们很忙很累，我和秦玉芬就帮她们做，以前也经常来一些生产，我们都帮着做。刚开始没给我们下任务，几天后，恶警就给我们下了生产任务，说我们是“快手”，给我们定量。由于我和秦玉芬都悟到了不能配合邪恶的安排，于是我们不参加生产劳动，也不搞队列训练，恶警就叫包夹人员把我们带下去。

秦玉芬走在前面，站在办公室门口没敲门，也不喊报告，结果就把我们叫到恶警办公室门口站着，罚站。那时天很冷，我们都穿的很少，站了很长时间，秦玉芬突然大喊“法轮大法好”，所有的恶警都吓得团团转，一下子全向这边拥上来，旁边的吸毒犯马上把我的嘴堵住。

恶警把我们拖进恶警办公室，还把我按在地上，顾新英和几个恶警说的说骂的骂，过后又叫她们把我们拖到门口，踢的踢脚、掰的掰手、揪的揪头发，叫我们站的直直的，一点不能动。一会又把我们拖到黑板角罚站，一直站到晚上。然后叫我们收拾东西，搬到三楼6班，简单的收拾一下东西，又叫我们到楼下站着。从那天起，我们就开始绝食。

每天天不亮恶警就把我们分别带下去站着，6班班长陈琳叫我面对着墙，天很冷，她还故意把我的袖子卷的高高的，把手露在外面，每天都要站到很晚，才能回到班上。还叫我们值班，每晚两小时，有时刚睡下就被叫起，每天只能睡4小时左右，其余时间都是站军姿，几天下来腿已经肿得很大很痛。

直到过年前的一个月左右，我天天都被带到下面，从早上5点多钟到晚上11点半，开始对我进行洗脑迫害，直到过年前的两天才让我回到了班上。同时班里又调来了3名法轮功学员；过完年后，就开始对她们进行洗脑。

大概是3月份，我又被调到十四班，十四班成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管班，有八个大法弟子，那时每天被强迫军姿很长时间，有生产时就要做生产，休息时不准我们弯曲着腿，不准闭眼，不准动嘴，只要我们不听她们的，就群起而攻之，但由于我们有几个人，她们也不敢太过份，直到2003年5月4日上午，有人叫我赶快收东西，叫我下去，这一去的日子，却成为我永远的记忆。

我被她们带到了另一栋楼的4楼，每一层都有一个大铁门、大铁锁，有一种恐怖的感觉；我又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房子，房里什么都没有，窗子全被报纸封死，顶上一个灯泡，一个姓黎的恶警一进去，就故意找茬骂我，叫我跑二十圈，我没动。她骂一会儿出去了，一会儿姓邓的恶警带着一个吸毒的进来了，叫我跑，我也没理她，结果她叫她身边的吸毒人员抓住我的衣服拖着我跑，由于她劲大，我的衣服被抓破了。后来我又被拖起来体罚，站军姿，就这样一站就是三天三夜，我一直绝食，又把我弄到队上，被关到一间小房子，门窗全被封闭，只有攻坚的吸毒人员能进来。每天有8个吸毒人员轮流值班，一直让我站着，不准闭眼，不准上厕所，房内四周上全贴满对大法造谣的话，及所谓的“所规队纪”等，而且恶警还对她们说“无论如何，要她背下来”；就这样，有了恶警的暗示、支持，她们无所顾忌的开始对我没有底线的折磨，为了她们的减期，为了得到种种好处，开始对我大打出手。在这期间打我的主要有四个李丽、张成静、熊拉拉、以及贵阳的程燕，迫害了半个月。

铜仁有位同修周黔珠就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周黔珠眼睛不好，做事慢；有一天在车间被夹控人员骂，她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被夹控人员把衣服都扯破了，几个班长、巡逻岗一拥而上，把她拉到外面罚站，这一站就是好几天。2003年6月份，不知什么原因又看到她被站黑板脚（女子劳教所处罚人的一种方式），冬天被站在风口上，还经常看到她被吸毒人员打骂、甚至大打出手，恶警看到这些吸毒人员打骂她都没有制止。最后就听说周黔珠开始绝食，好象到10月份的下旬时就没有见到她了，大概是11月份的一天，一个犹大说好象周黔珠在医务室里，刚说完张正芳马上说“这些关你什么事，不准在班上乱说。”后来再也没有人敢提起她。

2005年1月29日我走出劳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