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上海邪恶之徒对我的迫害

【明慧网2005年8月28日】我今年53岁，是上海大法弟子。我从小就是个多病多难的人，由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肾大量结石，胆囊炎、颈椎病、癔病（长期抽搐）、双膝骨刺（行走困难）、胸椎骨刺、贫血、神经衰弱、神经性皮炎（医生说看不好）、眼角膜炎、胃病（长期服药所致）等十多种病。因此，我是长期靠吃药来维持生命的，我活得生不如死。98年底，医生告诉我：“你严重的颈椎病，再发展下去就是有瘫痪的可能。”

就在我正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1999年4月的一天，我拖着沉重的身体，由丈夫护着陪同散步，突然看到有很多人在炼法轮功。当我明白了这是修炼，不但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能使人心向善，还能使社会道德回升的道理后，犹如旱地里得到了甘泉，从此每天认真的学法炼功。师父的句句话都触动了我的心，我被深深地震撼。

炼法轮功一个星期后，奇迹真的出现了，每天必须大把吃药的我，炼功后不吃一粒药，而且全身的病痛一下子全消失了。我如同脱胎换骨地变了一个人似的，走路精神饱满，“蹬蹬”有力，说话声音响亮，原来由于长期生病而形成的烦躁、固执的脾气也改了。邻居、亲戚朋友见了无不目瞪口呆的，都说法轮大法好，大法太神奇了。

在受益后的那些日子里，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总让我不住地泪流满面。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获得了新生，也使我更坚定了一修到底的信念。

1999年7月20日，我们许多人正在平静地炼功。突然警车停下，从车上跳下好几个警察，恶狠狠地挥舞着警棍不让炼功，连“为什么”都不准问，否则就要遭打和被抓，连7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在邪恶的无理镇压下，我们这群已退了休、体弱多病的人，从此失去了再在一起炼功的好环境。

从不准炼功的那天开始，警察、610、单位领导、社区干部每天都到我家骚扰，有时甚至一天来四批人，在我家拍桌子、骂人、搜查，逼着要我说“不炼了”。由于师父教导我们要做到“真、善、忍”，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恶徒更变本加厉的用各种恐吓、欺骗的手段，有事没事的把我突然间弄去审问。

2000年11月24日，我和同修一起发真象资料，突被几个警察绑架，并抢走了我的包和包内的钱物。在逼供一天后，他们无法让我放弃大法修炼，要把我关入看守所，强行让我在收容单上签字。我认为我没有干任何违法的事，所以不签，于是十几个高大的男子围着我，用手指着我的脑门辱骂，还强按着我拍照。后在收容单没有签字的情况下，把我非法关入看守所。在他们把我抓去的这一天一夜中，轮番审问，没让我合一次眼休息过，更没有让我喝一口水和吃一口饭。同时在半夜二点抄了我家。

在看守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警察边骂人，边抢先摸我的口袋，把我的钱扔进了一个空的塑料箱里，然后强行残暴地按住我，扒去了我所有的衣服，当我受到这种侮辱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愤怒提出抗议，它们竟强迫我长时间蹲着，那时我已被冻得全身发紫，不停地颤抖。我只是一个炼功人，没违反任何国家的法律，他们竟然将我施以世界上最残暴的人身侮辱刑罚。

然后，他们把我关进了与吸毒、贩毒人一起的铁笼子里。整个铁笼子里关了近三十多人，只能侧着身子睡觉。如果半夜上厕所，回来就再也没睡的地方，只能站在散发着强烈臭气的粪池边等天亮。粪池边有一个老鼠窝，每晚有很多大得如小猫般的老鼠出没，有一次半夜，一只大老鼠竟趴在我的头顶。

它们给我吃的是发黄的、没有一点油水的烂菜皮，从来不洗的铁皮盒子里，每次都可挑出好几根头发，冰冷的饭里经常可以挑出老鼠的粪便。它们规定我们每星期洗一次澡，从进门到出门只许5分钟，还要二至三个人一只龙头，洗澡后还要抄身。

警察每天把我双手铐上后带进办公室，要我诬告同修，同时逼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为的是它能立功，并能得到很多奖金。它们用电视中播放的大量捏造的事实来误导，并长时间的洗脑对我逼供，不但在肉体上对我摧残，更从精神上对我进行迫害。它们时常会在半夜突然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带出去审问、逼供。有一天半夜十二点，我又被强行拉了出去，二个高大的警察（ 都姓王）将我关进一间没窗、四周墙壁全用海绵铺的审讯室，把我锁在前面有块板的审讯椅子上，他们一上来就拍着桌子，吓我说找到了新的证据，当我告诉他们我是正当修炼，没犯过任何法，如果我有什么犯法的证据请拿出来时，它们无法回答我，是冲过来把我强行从椅子上拉起，猛烈把我推到墙边罚站，接着拿出一包事先带来的零食和饮料，边吃边审问，在僵持了很长时间问不出什么后，突然小王拍着桌子，吼着：“你到底说不说？”我斩钉截铁地对着他大声地说：“就不说！”这一下，把小王给怔住了，他二话不说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都没再开过口，老王见小王趴在桌上睡了，也跟着趴下了，把我扔在一边。我一点都不困，不断地背着师父的经文。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来换班的是一个女警察和一个男警察，女的伪善关心我，一边拉着我坐回椅子上，开始叫我回答问题。由于我拒绝回答，她凶相毕露，把我推出“海绵”间，推进了一间冰冷漏风的水泥房间冻我，一天一夜不让我合眼，断绝食物饮水，而且轮番地审讯折磨我，长时间的站立，二腿浮肿得不能走路，我绝食抗议迫害。在我正念的抗议下，他们不得不放我回牢房。

2000年12月，我终于被释放回家。这时，我已被折磨得很瘦，家里人来接我时，已经快认不出我来了。

为了维护我一个公民的人权、信仰自由和揭露我在看守所里所遭受的迫害，2001年5月到9月，我开始写信到检察院、法院、市委、公安局控告元凶江泽民，我还写了将近1000封信，散发到各街道社区，说明我受迫害的真象。

2001年9月5日，我外出时，被一恶人从后背撞上来，恶人而后逃离，我一下被甩到马路中央，当场昏死过去。我醒来时满脸鲜血淋淋，左手完全失去了知觉，整个手臂和手指一下子肿了起来，很显然由于我说了真话，这是邪恶对我的又一次迫害。摔成了重伤后的身体不能移动，一牵动左手就会撕心的疼痛。

2天后的9月7日下午5时左右，突然接到我原公司一起办公室的好友来电，告诉我公安局有个叫邬菊伟的，今来公司调查，并对照了我的笔迹。好友说我处境很危险。为了不接受邪恶对我的迫害，我被迫拖着受伤的身体，告别了老父和小女儿，离家出走，过起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由于找不到我，管辖民警被上司逼着，天天坐在我家里要人，并通知说市里已经立案通缉，我的家里整日被搅得不得安宁。得知我已被通缉，平时有事用手机联系的丈夫，由于迫切想告诉我而疏忽地用了长期被窃听的家里的电话。2002年1月5日半夜12点，十几个警察在黑暗里偷偷摸摸闯进我租借的房间，强行把我从床上拉起，又一次将我绑架，连夜警车呼鸣将我押往上海。那天它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穿着制服，还当着我的面把房主的家全抄了，这一家人被吓得躲在墙角，话也说不出来了。

警察把我与一个吸毒并患有精神不正常的男子关在一间铁笼里。三天二夜不让我睡觉，让我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由三个雇来的男人一日三班的轮流看住我，连上厕所也要跟在后面。他们抢走了我修炼的书和所有物品，也不给任何收据。他们不时地对我提审，又一次把我绑架进了拘留所。2002年1月13日，半夜二点，它们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及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闯进我家进行了全面抄家，三个男人无礼地闯进了熟睡中女儿的房间，开始翻箱倒柜，把她惊吓得直掉眼泪，丈夫的重要物品及家里的存折、钱财、也被翻出，临走时只给了一张不全面的扣压物品清单（这扣压物品到现在也没有归还），其它三次的抄家，都是在半夜二点（因为不敢曝光，所以半夜抄家），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及搜查证，连扣压物品清单也没留一张，拿了东西就跑。

2002年1月30日，在没有任何法律顺序和条文，也没有开庭作任何辩护的情况下，我这样一个被恶人撞得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被非法判劳教二年。

在拘留所里，因为我向劳动教养局上诉，尽管我知道在中国告到哪里都是只有一个共产党执政，天大的冤枉没处告，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正念正行的修炼者来说，我还是必须要揭露这些邪恶的行为。

2002年3月，我被二辆警车四名警察挟持到劳教所。从此，我更是受尽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恶警将我关进一间有300人的吸毒车间，并专派二个吸毒的人24小时看住我。从早上六点开始干活，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收工，十几个小时坐在又矮又小的凳子上不准停地干苦力，使我直不起身子，站不起来，双手疼痛地裂开许多血淋淋的口子，臀部也多次坐烂，奴工产品有：上鞋面、各种长毛绒玩具、在农田里拔半身高的草、穿珠子挂件、针线活、拉直弯曲的电线、采豆剥豆、包装袜子、做麻将台的配件、编织、在拖鞋上绣花、包装铅笔、搓二节管等等。

恶警对我进行过以下体罚：夏天在太阳下曝晒、大冬天站在西北风呼啸的空地上；有几次警察逼我三百六十度地猛力旋转，直到跌倒在地上为止；还经常让我端正坐在矮凳上，二手必须放在膝盖上，不能动。

倾盆大雨天，警察撑着伞站在边上看，让二个吸毒的人看管着我在雨里走。从里到外湿透的衣服和滴水的头发必须要穿到半夜收工。它们经常会突然间对我进行抄身、抄行李。它们对我肉体上的迫害，使我整个人被虐待得麻木了。

除此之外恶警还要强迫我们看那些编造出来的歪曲事实的录像片，天天“洗脑”，逼迫每天谈体会。经常反反复复逼我看那些捏造事实的“自焚”等诬陷大法和诋毁大法的录象，有些人在电视上讲话的口形很明显与发音完全两样，一看都知道是假的，是编造的，但还是一直逼着我看，目的是让我屈服……

由于长期的肉体折磨、精神刺激和营养不良，我的两眼一下子看不见东西，原来没高血压的我，一下子血压升到了190/115，一个月之内瘦了4公斤，曾经3次被迫害得昏死过去。

当家里人知道我的状况后，心急如焚地赶到劳教所时，恶警害怕暴露对我迫害的罪行，因此不让家人见我。几个月后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它们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一面。好不容易等到那一天，体力极度虚弱的我，从五楼才走到四楼已支撑不住，瞬间倒下。醒来时躺在床上，接见一小时的时间已过了大半。丈夫被警察拦在外面，告诉他我不能接见，他焦急万分地看着别人接见却不知我出了什么事。在一再的要求下，警察让人把我背到了接见处，并事先警告我不要让家人看出来。等我坐好后，才让他进来。隔着很远的接见台，我强忍着虚弱的身体靠在一个同修的身上，他一看见我被迫害成如此状态，结婚三十年来，我从未见到他流过泪的男人，禁不住地失声痛哭起来，他不停地擦着眼泪，伤心地让我挺住，短暂的接见，只见他在很远处了，还在不停地回过头来，用担心、忧伤的目光看着我又被它们关进了那幢阴森的牢房。由于我实在忍不住也掉了泪，所以又受到了它们的侮骂。

还有一件更荒唐的事情。2003年某月，我在劳教所已有一年多，我流离失所时借住的地方的警察在到处抓我，说是要抓法轮功，丈夫的妹妹更是让它们推倒、殴打，而后又闯进妹夫的工厂叫着要抓人，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六年的苦难如一场恶梦。我一个平民百姓为了修炼，为了追求做一个好人，却要遭受共产党政府非人的残酷迫害。天理何在！？六年的苦难如一场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