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部份案例

【明慧网2003年2月28日】（为保护当事人的安全，以下在中国受到迫害的大法弟子姓名地址等个人信息为编者所略。）

<案例一>

我是沈阳一退休职工，女。以下是我受迫害的一些经历：

99年11月30日我进京上访。12月1日，刚到天安门，就过来三名警察问：“有身份证吗？”我说：“有。”又问：“炼法轮功吗？”我说：“炼，”他立即把我和几个同修抓进警车，送到沈阳驻北京的迫害办事处，又由驻京办把我绑架到沈阳造化乡女子自强学校非法关押27天。其间每日强迫做劳工，从早上到半夜，并勒索每月600元伙食费，吃的是发霉的半生不熟的窝头和只有几片白菜叶的带泥沙的菜汤。

2001年5月23日，因到楼区做真相资料，被当地恶人举报，被劫持，和平区集贤派出所恶警程鑫带领七、八个警察，开两辆警车来抄家。抄走大法书和师父法像，还有真相资料、复印纸一箱、复印机一台、墨盒四个，还拿走了新床罩，家人给送的蓝色牛仔裤和兜中的200元钱及兰花新内裤被集贤派出所所长（高个、高鼻梁、近四十岁）抢走，后这些钱物不翼而飞，只把送去的旧衣服给了我，5月24日，我被劫持至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五个多月，在此期间，我绝食抗议，管教用盐加玉米面插管、灌食迫害。市看守所一个大高个，四十多岁矮胖的人让犯人按住我，把我脖子背过去卡到椅子背上，捏鼻子灌一种十分呛嗓子的，据说是加了高粱糖的粘“奶粉”。

绝食第八天时，我被送到沈阳大北监狱监管医院迫害，有时被绑在铁床上，或用手铐定位在铁床上强制打针、灌食。绝食到24天时，我身体已极度虚弱，他们怕我随时出现生命危险，担责任，2001年1月16日，通知家属必须在晚上把人接走，并且大北监狱监管医院向家属勒索了3000元，而且不给开收据。我回家后和平区检察院又来勒索，家属没给。区检察院、社区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书记和集贤派出所恶警程鑫等人经常来家骚扰，想再次把我绑架进去，我被迫流离失所至今。

从2001年5月23日被非法关押至今，单位一直停发我的工资。我的住房早已自己买下，可我修炼前的住房公积金也被无理扣压，我爱人和我一个单位，已于2001年3月去世，单位也扣了他的公积金不给我。

<案例2>
我是一名女大学毕业生。2001年5月24日下午5点多钟，沈阳市和平区集贤派出所不法警察程鑫等人闯入我家非法抄家，在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强行搬走了电脑、打印机、一整箱复印纸、磁盘、墨盒、空白信封、邮票，对家人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从此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直到现在。

我丈夫独自照顾两岁的儿子，每到敏感日期，集贤派出所的恶警就在半夜突然闯入我家搜查找人，社区也时常来骚扰，甚至来到远在吉林省的亲属家中非法搜查。也时常骚扰我原单位，单位书记为了逃避骚扰，劝我爱人给我写辞职申请。在去我原单位找不到线索的情况下，又去我爱人单位，妄图加重迫害。又对我爱人的传呼进行跟踪，使其正常的业务活动受到干扰。一次沈阳市一企业找他设计图纸，打传呼后没多久警车呼啸而至，把打传呼的人弄得莫名其妙，非常反感。

所有这些事情，严重侵犯了我及家人的人身权利，给孩子心理造成很大伤害，亲属们整天担惊受怕，他们都希望江泽民及610办公室早日被绳之以法。

<案例3>
我是沈阳的一名退休职工，女。2000年7月14日我到北京上访，当时只要说是“炼法轮功的”，警察就抓人，已经没有正常的上访渠道。7月15日早9点半，我与2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上访的同修一起，在天安门打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还师父清白”等横幅，并喊，“法轮大法好”。一帮警察跑过来抓、打我们，一男警察打我两拳。一女同修被打得鼻子流血，眼睛青黑，脸也肿了。我们被送到前门派出所，在院子里，警察让一女同修蹲在滴水管底下，地上全是水，一同修小伙子上去制止，警察二话不说把小伙子打了一顿。警察看我们坐在地上炼功，就踩我们的腿，还往我们身上浇水。后来，我和其他四位女同修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

7月18日，我又去天安门正法。这次警察又把我们二十多人抓走。我们先在前门派出所，下午四、五点被拉到平谷县看守所。因不报姓名，警察把一年轻人打得一瘸一拐的，坐不下。一女同修脸被打得红肿。我们13个不报姓名的当晚就在水泥地上躺一宿。第二天要拍照，我们不照，手挽手，腿连腿，十多个警察硬拉我们，把鞋、衣服都撕破了。一女同修被按在地上，警察一个按头，两个按胳膊，两个按腿，硬给照相。四川一个30多岁的女同修乳罩都被恶警扯下了。警察对我这个老太太一点也不手软，一个揪我头发，两个按住我，靠墙，又一个人在我下巴和喉咙之间放个木头防止我低头。下午，又把我送到天津东丽看守所。两、三天后，忽然来了一伙锦州公安，将我劫持走。

在平谷县看守所，我就开始绝食，到此时已绝食一周了。锦州凌海分局一个高个子、大圆脸、四十多岁的恶警根本不管我的身体状况，让我报姓名、地址，我不说，就抓住我头发往墙上撞，还推打我。另一个警察实在看不下去了，说：“老王，别打了。”这才住手。在送往锦州的面包警车上，大圆脸警察用水瓶打我的头和脸十多次，我的额头和头上全是大包；又往我头上、衣服上倒水 。另一个四十多岁的男警察使劲掐我的左上臂，手掌大的一块皮肤都掐黑了，还用烟头烤我的脸。车经过一条河时，警察们说：“干脆给她扔河里，死了谁也不知道。”

到锦州已经半夜12点多了，一男一女两警察用三轮车拉我转了一大圈，骗我说要给我买火车票送我回家，让我说地址，看没用，又送我到派出所。在凌海分局，一男警察踢我左腿，我不动也不倒下，后被别人制止了。我又被非法关押到凌海管区的一个设在农村的看守所12天。其间沈阳路官派出所向家人威胁，索要2000元，一会儿又要3000元，家人一分没给。

2001年12月，我因做真相资料被送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9天。和平分局、新华派出所来抄家。冬天把地板块都撬开了，碗柜都翻遍了，家里一片狼籍。我老头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派出所要人，派出所蛮横地恐吓他，说要把家属也抓起来。

2002年9月26日，皇姑区公安分局派出所绑架了我儿子马玉平（大法弟子），并再次抄家。我儿子现被非法关在沈阳张士教养院受迫害。

<案例4>

我是一名女工程师。99年7月21日开始，单位领导因受“上面”压力，时常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在我不得不在工作与法轮功之间做一个选择时，99年11月30日，我去了北京。12月1 日刚到天安门，过来一名警察问：“炼法轮功吗？”我说：“炼”他立即叫来警车，把我押送到天安门派出所关起来，后又被劫持到沈阳驻北京的专抓法轮功学员的办事处，第二天又由驻京办把我劫持到沈阳造化乡女子自强学校非法关押10天。其间每日强迫做劳工从早上到半夜，每月600元的伙食费，吃的是散发怪味的半生不熟的窝头和很咸很咸的漂着蜜虫的只有几片白菜帮子的的菜汤，没有一点油且白菜帮子上有泥土，每天收20元伙食费。日用品在那买都很贵，高于正常价位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警察把我们法轮功学员和“三陪小姐们”关在一起并且两个“三陪小姐”看管一个学员，只要看见我们炼功就打我们，如没按恶警们说的做好，就给她们加期。在我被关押期间，沈阳市和平区14纬路街道办事处到单位敲诈1000元人民币，主任交钱后通知我爱人将钱送交单位。

1999年12月21日我上班后，单位无理扣发了我12月份的全部工资及奖金，从2000年1月1日至今一直是开70%工资，并记大过一次。每逢节假日或“敏感日”都要找我谈话，院人事处曾多次打电话询问我在家做什么，我在单位的行为也受到非法监视，水利厅及省工会领导也找过我谈话，单位领导还多次找我爱人谈话让他监视我。沈阳市和平区14纬路街道办事处多次到单位勒索要钱，甚至想上我爱人单位勒索要钱，无理取闹。三年多的时间，不仅我经济上蒙受不明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给我的爱人及亲属精神上造成很大伤害，整天担惊受怕，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

<案例5>
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男。受迫害经历如下：

1999年10月中旬到北京上访请愿，被劫持回家，非法拘留15天。

2000年10月，邮寄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于四川省资中县看守所并且被抄家。后公安局恶警陈志国，资中公安局副局长秦胜东等叫嚣，要判刑，大约2001年4月份拿到法院起诉书，后一直未上庭，一直被非法超期关押，直到2001年8月中旬，又收到一张对我非法劳教1年半的通知书，后我不服，提起申请复议，并向他们讲清真相，恶警们一直对我不理睬，我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长达1年半（2000年10月－2002年5月），才被放出来。

后公安一直对我和家人进行骚扰，十六大期间恶人到处找我，要抓我，但未得逞，2003年春节期间，资中公安局又扬言要绑架我，现我已被迫流离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