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公报》红朝蒙羞──老报人罗孚访谈

【明慧网2002年8月19日】在实行数千年帝制的中国，报纸的面世是很晚的事。而能在激荡的现代史中穿过百年风雨，保存至今的报纸，非《大公报》莫属。

今年是《大公报》创刊100周年，海外多家传媒都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香港凤凰卫视也播出了精心制作的多集电视片。无可否认，百年老报《大公报》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它记录了现代中国兴废荣枯的诸多脉络，《大公报》本身也深深介入了时代的裂变，它贡献出了一大片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

然而，这一百年中的后半段，《大公报》的光荣历史却黯然蒙尘，在所有纪念文章和电视片中，关于《大公报》后50年的事迹均语焉不详，能省则省。而且，被凤凰卫视电视片集采访的历史见证人中，漏掉了一批现时已和共产党分道扬镳的老报人，罗孚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罗孚自1941进入报社，前后在《大公报》工作了41年，他正是重要的时代见证人。本次节目专门采访了罗孚先生。罗孚认为，百年《大公报》的前50年是值得人们追忆和纪念的，而后半段只能余亦无言了。他认为《大公报》“百年一半是虚名”。

这分野就是1949年，那时北京《大公报》、上海《大公报》是它的主干，天津、香港《大公报》是它的旁枝，但首先是北京和天津《大公报》被共产党军代表接管，完全变成了党报，连报名都被抹去；继而上海《大公报》也被接管。香港《大公报》不在共产党治下，全面接管是不可能的，但当该报的主干都不复存在，香港报社的财政自然出现问题，这时候就由共产党拨款支持，每年有专项预算，把香港《大公报》支撑下去。虽然不是由报社内的党组织直接管理，而是有知名统战人士来办报，但实际上垂直管理香港《大公报》的是香港新华社。

百年《大公报》一向有“四不”的座右铭，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然而《大公报》一旦成了党产，非党勿言、非党勿动、非党勿视、非党勿听，还有什么“不党”可言？它变成变相党报之后，销路愈加萎缩，一切财政都由党来包干，又有什么“不卖”可言？它必须依照一党之私去定调，按党的方针去办报，它是党的私产，不再是大众的公器，还有什么“不私”可言？它因一党之私而盲，没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眼光，首先从思想上就盲从于党，又有什么“不盲”可言？

罗孚先生追忆肃反、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香港《大公报》都是紧跟不舍的，从他本人来说，开始是相信，而后半信半疑，最后完全不信，但还是要按党的指示办报，罗孚先生痛心地说：这是“盲目、盲心、盲从！”

罗孚再举八九民运之例，那时他已被软禁于北京若干年了，但他知道香港《大公报》在“党意”不明时，曾经跟着民意作报导和发议论，允许员工参加游行，在报馆门口挂起支持民运的标语。但戒严令一下达，北京形势突变，门口的标语就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报纸口径就从反对李鹏到支持李鹏……这就是“党、卖、私、盲”一应俱全了。

罗孚先生表示，纪念《大公报》百年报庆，他也颇有怀旧的沧桑之感，怀念那些风雨鸡鸣的日子。但刻骨铭心的不单是“风雨”，而是“鸡鸣”，只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真正降临中国，才能有群鸡齐鸣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