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进京上访的经历和认识的升华

【明慧网2001年9月19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修炼至今，在学法时能感觉到不同层次对法的体悟，在炼功时能体悟到不同境界入静的状态，除去以上两点，再也没有任何其它的感受，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大法、修炼大法、维护大法、证实大法，这颗心谁也改变不了、动摇不了。

（一） 第一次进京护法、坚定过关

1999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听说有的大法弟子进京护法了，法不正，不回家。我当时认为进京护法的行为是符合大法的，但是在法理上又说不出来为什么进京护法是符合大法的，也就是在法上还没有理性认识。怎么办呢？我决定自己先在行为上符合法──进京护法，至于在法上还没有认识到，那么就在护法的过程中去理解、去认识。

1999年10月17日我来到了北京，很顺利地就和先来的学员联系上了，大家住在一起，经过十几天的集体学法，我对于进京护法，在法上有了真正的理性认识，这也为后来坚定闯关打下了基础。10月28日我决定去国务院信访办护法、讲清真象。在路上被单位的人截住并强行带回他们居住的某单位招待所二楼，在招待所出现了几次去厕所时跳窗脱身的机会，但都在“要稳当点”、“在等一等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等等后天观念的影响下没有走脱。因为我在常人中属于“不打无把握之仗”的那种人，很少做无把握的事；无论什么事，只要做就要做成，否则不做。由于在以前的修炼中没有修掉这一后天观念，从而致使这一观念阻挡我丧失了几次脱身的机会。

到了晚间，他们有两人带我出去办事，在下车时，我拔腿就跑。我在日常生活中属于跑得比较快的人，但是跑出去最多100多米，两条腿就变得像木头一样不听指挥，一步也动不了，结果被单位一位50多岁的老警察追上，并和另一人共同把我带回。他们怕我走脱，当晚带我坐上了返回的火车。在车上，我心里充满了悔恨，恨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几次非常好的脱身机会。我在心里喊着自己的名字说：你修得太差了，可是差不要紧，自己得抓紧提高，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绝不向邪恶低头。

回到家庭所在地后，由于我不按单位的要求做，不写保证书、悔过书，被单位送进了公安局看守所。在被拘留的当天，我就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1.无论任何时间、无论任何地点、无论任何场合、无论任何条件，绝不写保证书、悔过书和其它任何材料（其中包括修炼体会和弘法、讲清真相的材料，以防止邪恶断章取义。）。2.无论任何时间、无论任何地点、无论任何场合、无论任何条件，绝不从我的嘴里说出不符合大法的话。我同时在心里告诫自己：以上两条是绝对符合大法要求的，对于这两条以后不要再悟、再考虑了，因为再悟、再考虑，很可能就会被邪魔钻空子。

被拘留后的几天里，我脑子整天都在翻“没有脱身”这件事，思想充满了悔恨、懊丧，甚至背法时都不由自主地“走神”去想，这种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连续持续3~4天，干扰得我几乎都不能背法了。后来在学《论语》时是师父点醒了我，师父说：“有些人甚至不敢正视，不敢触及，不敢承认客观存在现象的事实，是因为这些人太保守，不愿改变传统的观念去思维。”我发自内心地对自己说：“你现在在哪呢？在监狱呢，那么能不能因为你后悔、懊丧，而让你出去或长功呀？肯定不能，那么此时懊丧、悔恨的这种状态，除了干扰修炼而没有任何其它的作用。”此时我悟到了，没有把握住机会脱身和没有向国务院信访办反映大法的真实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此时要敢于在法上正视、触及、承认这个事实，这才是提高的关键。我还悟到了大脑中不断地反映出懊丧、悔恨的思想念头是强烈的思想业在干扰，在北京的这个环节没做好，要承认它并引以为戒，现在在看守所里要扎扎实实地修好每一个环境、过好每一关。此后我的思想中无论再出现后悔的状态，还是翻一些应该脱身却没有脱身的“镜头”，我都坚定地抑制它、排斥它，结果只用了一天，这种强烈的思想业的干扰就消失了。

看守所里先后被关进了近20名大法弟子，我所在的监号共30多人，其中有4名杀人犯，而大法弟子只有我1人。开始时环境很恶劣，但是由于我用大法弟子的善来对待他们，并不断地向他们讲清大法的真象、揭露邪恶的新闻媒体的恶毒造谣，所以他们逐渐改变了对我的迫害和对大法的排斥、误解，甚至有几个人表示释放后要修炼法轮大法。元旦每个监号选1名文明个人，他们一致推选我，但是看守所规定法轮大法学员不准当选，所以只好作罢。狱中的生活条件是恶劣的，每天只允许去四次厕所；由于每人睡觉只有半尺宽的地方，所以被压的胸疼；除了睡觉和每次不足半分钟的去厕所时间之外，其余时间全是坐在冰冷的地上；一个半月没有洗手、洗脸、刷牙；浑身散发着臭味，手离鼻子一尺远就可以闻到强烈的怪臭味；虱子泛滥成灾，白天夜里在身上乱爬，搞得整夜睡不着觉。

由于长期坐在地上，我屁股着地的地方溃烂了，裤衩粘在肉上，每天去四次厕所就要扒四次皮，疼痛钻心啊。于是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密勒日巴当年修炼时，后背烂了几个洞，他是他那一门的弟子，而我是大法修炼的弟子，我要比密勒日巴做的还要好。正念一出，疼痛也不那么厉害了。因为没有书，所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其余时间我几乎都在背师父的法，浪费一分钟都觉得非常可惜，由于我时刻用法来占据自己的大脑，不给任何邪恶钻空子的机会，所以任何邪念、邪悟，在我的大脑中都没有市场，我每天都能感觉到在法上的升华。我经常告诫自己：这次得法修炼圆满的机会一旦错过，生命的永远将不会再有了。每天除了背法外，我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生命献给师父”，这句话一直伴随我到今天。

一个多月后，很多学员（包括一些辅导员、负责人）由于吃不了苦，顶不住压力或由于邪悟或由于大法弟子内部败类的邪恶误导，相继写了保证书、悔过书，出去了。而我无论面对邪恶的迫害、名利的引诱、恐吓和亲情的干扰（年近八旬的老父下跪大哭）始终不低头。此时，邪恶的公安决定劳教我，并且故意把消息传到我的监号里，企盼我低头、妥协，可是他们最后的邪恶伎俩仍然没有得逞，我仍坚修大法不动摇。

两个多月后，由于劳教未获批准，我被无条件释放了，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心，堂堂正正地走了过来。

针对此次过关，上升到法上的认识如下：

1. 在邪恶的考验面前，要牢牢把握自己的主意识

我们在炼五套功法的动作时要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在修炼，而在面对邪恶的考验时更要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在修炼。我被单位的人带到招待所后，有几次脱身的机会没有走成，不但是受后天观念的干扰，而且也是主意识不够强的一种表现；虽然当时认识到了应该抓紧时间脱身，但就是犹犹豫豫，始终没能用强有力的主意识支配自己迅速脱身。师父给安排的脱身机会一旦错过，那么就等于打乱了师父的安排，但作为弟子还要继续修炼提高，那么师父还要再从新安排以后的环境。所以在修炼中每时每刻都要高度的清醒，时刻都要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时刻用自己清醒的、强有力的主意识支配自己，在法上认识到后就要立刻去做，不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

2．要突破修炼中的依赖性

7.20以前，修炼中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学法组共同切磋、探讨，但由于相生相克的理的存在，有的学员在这种环境中形成了修炼中的依赖性。每当遇到问题、矛盾或由于一个新的环境的出现，而不知道自己应怎么做时，总是热衷于和别人切磋，并把切磋后的认识作为自己的真正认识，还有的学员甚至跟着辅导员、负责人“走”，看到辅导员、负责人怎么做，自己就稀里糊涂地跟着怎么做，做的是否符合法，自己也不知道，完全不是凭着自己明明白白在法上的体悟去做。其实，真正起指导作用的只有师父的法，同门弟子的各种体悟、认识，只能起借鉴、引导作用，自己的提高应该由自己牢牢地把握，不要把自己的提高、过关寄托于和别人的交流或寄托于别人的体悟，而应寄托在自己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上。

3．修心断欲难、明慧不惑更难

师父在《坚定》中说：“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在修炼中面对个人利益的损失和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名、利、情的各种干扰，要想达到不动心，已经很难。但是在严厉的考验面前，能及时的悟到自己该怎么做，就更难；在那些表面用师父的法做依据，而实质上却是破坏法、背离法的所谓“更高层次的认识”面前，要能真正识正邪、真正地做到明慧不惑，也是更难。

有时当你悟在法上、做在法上时，方方面面的表现很可能给你造成一种错觉，使你感到好像没做在法上；甚至有时再加上有的辅导员、负责人走向邪悟，没做在法上，这就更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了，这时就看大法弟子能不能明慧不惑，坚定自己的体悟不动摇。大法弟子在邪恶的考验中做在法上时，有时不但要承受来自邪魔的压力和迫害，甚至还要承受来自走向邪悟的那些人的压力。

（二） 第二次进京护法，正念脱身

2001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决定再次去北京护法、证实法，因为我觉得我做为一名大法弟子在世间修炼过程中，如果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上为师父、为大法喊出自己的心里话是一个遗憾。

临行前，我对功友和家里亲人说：我证实完法后决不让邪恶之徒把我控制住，我要抓住一切机会脱身，决不会像前一次那样丧失脱身的机会。

2001年1月19日，我顺利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心，正对着天安门大门洞的旗杆下，我双手高举“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以我最大的声音喊到：“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紧接着我就大踏步地高举着横幅，边走边喊向纪念碑走去，走了大约十米才被扑上来的恶警、便衣和被恶警收买的、在旗杆下照像的个体营业者，夺下横幅，强行推进警车。大约二十分钟后，警车载着我离开广场。我被带到了广场东侧的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此前我一直寻找机会脱身，可是没有找到。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是大陆最邪恶的黑窝，去天安门证实法的学员被抓后，都要被带到这里，说家庭地址的学员，交当地驻京办；酷刑折磨仍不说的学员被转到各个看守所。

下车被带进分局大楼后，我特别注意走过的线路，以便防止脱身后走错路。我被带到走廊最尽头的一个房间，屋里包括我共有3个大法弟子，对门是厕所。由于我早就听说他们对不报姓名、家庭住址的学员，根据口音分组，然后照像、录像，让各个地区来认人。所以来到这里我没有说家乡话，而是把广东、北京、山东等口音和在一起，混合着说，搞的警察也弄不清我是哪里口音。在警察交接工作时，我们三人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并共同决定不说姓名和家庭地址。我对他们说：不说姓名地址，从表面的人这看，虽然迫害可能严重一些，但至多押一周也就被释放了；而如果说了姓名地址，就要被送回家庭所在地被拘留或劳教，家庭、单位等等都要受到影响。如果这样认识是不符合大法的，我们应针对这两种表现，从法上去认识法，那就是：我们不说姓名地址，只能被压在北京，那么由于公安的条件有限，而大法弟子却很多，他们关押我们就没有条件关押别的学员，打我们、迫害我们，就闲不出手来迫害别的学员。但如果说了姓名地址，不但我们要被送回家庭所在地被继续拘留、劳教，家庭、单位还会受影响，同时他们也会闲出监号关押别的学员、闲出手来迫害别的学员。也就是说：说了姓名地址，就等于给邪恶提供了一个迫害自己和其他学员的条件。

此时从其它房间传来了毒打大法弟子的声音和学员的惨叫声，有的弟子被打得满脸是血，被强行带到对门的厕所去洗。有一个学员说：如果不说姓名地址会被打得很重的。我又对他俩说：修炼不就是个苦吗？横下一条心顶过去，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师父在《道法》中说：“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而觉悟了的本性（也就是已经修成的神的一面）在起作用时，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我们人的一面，要符合自己所在境界的法的要求。所以，被打时不要一味地忍受，要不停地向他们弘法、证实法、揭露邪恶，实际上也就是在给他们说法，如果他们还有善念，这个说法的过程就是在挽救他们，如果他们已无善念、不可救药了，那么在说法过程中，我们觉悟了的本性（也就是已经修成的神的一面）自然就会去铲除他们。相反，如果我们在被打时一味地被动忍受，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人的一面在抑制我们神的一面了，在这种情况下，神的一面是不起作用的。

这时警察交接完了任务，开始对我们三人进行问话，我们三人在不说姓名地址的前提下，共同向他们弘法、讲清真象。大约二十分钟以后，出现了脱身的机会，我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次机会，堂堂正正地从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大门走了出来。从在天安门广场打开横幅开始，到从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走出来为止，大约只用了四十分钟，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却惊心动魄。由于是春节前夕，因此我应该乘坐的返程列车都爆满，连站票都没有，但是我还是顺利的上了车、到了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认识的大法弟子中，有四人比我早几天进京护法，先去的两个人走前说：“我俩半个月就回来”，果然半个月后他俩回来了。第二个去的学员走前说：“我一个星期就回来”，一个星期后他真的回来了。另一个学员走前说：“我四、五天就回来”，四天后他也回来了。我临走前说：“我证实完法后决不让邪恶之徒把我控制住，我要抓住一切机会脱身，决不会像前一次那样丧失脱身的机会”，结果我真的把握住机会脱身回来了。

针对此次过关，上升到法上的认识如下：

师父在《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我此次的表现是在当时所在的境界中，充分运用了一个大法弟子的理智与智慧的体现。但是法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表现，如果在更高境界中看我当时对法的认识和表现，仍有很大的不足，那就是：宇宙中旧的势力针对大法弟子的一切安排，师父都是不承认的，我做为一个大法粒子在修炼中，无论是在对法的认识上，还是在证实法、讲清真象的行为上，都应坚决的抵制、排斥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而我当时进京前在法上的认识是：“决不被邪恶控制住，要把握住机会脱身”，而要想“脱身”必须得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被抓”，所以，这种“把握机会脱身”的思想认识，在无形当中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被抓”的结果。尽管当时在行为上我完全按照自己的认识去做了、并且坚定地做到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当时能在更高的境界中去认识法，认识到我是大法弟子，在天安门广场证实法、讲清真象、铲除邪恶，是当前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情，邪恶不但是最害怕的，而且也是动不了我的，我决不会被抓、被带走，邪恶之徒在我无坚不摧的正念面前只有退缩和害怕；证实完法后，我一定会顺利、安全地离开广场”。如果当时我在这个境界中去认识法、并且按照这种体悟、认识，坚定地去做，那么就很可能会有另一个更加动人的故事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