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的江泽民政府 善良的爱尔兰同事

【明慧网2001年10月27日】我那辛苦操劳了一生的母亲2001年10月15日星期一中午去世了。噩耗传来，我几乎不能自持。一个电话打回国内去，弟妹说她去济南劳教所找管教大队长，要求让两个正被非法关押的姐姐奔丧，大队长说不行，得需要我们老家公安局的证明，拿着证明，两个姐姐才能回去奔丧。

母亲临终前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东北，在吉林通化我大姐家住着，因为父亲的过世对她的打击太大，她无法一个人住在胶东老家那所空空的大屋里。又加上两年多来，二姐、三姐和我弟弟无数次因为炼法轮功被非法拘留、关押，闹得家破人散，所以母亲她老人家只得远走东北到大姐家寻得一块安身之地。

我的二姐、三姐和弟弟失去了工作、生活来源，失去了人身自由，多次被拘留、关押，遭到残忍的折磨和迫害。三姐的丈夫因为忍受不了公安局、单位上的巨大压力，而被迫在2000年夏天和他心爱的妻子离了婚。剩下三姐与8岁的女儿相依为命，没有工作，没有任何收入，没有住处。半年后，三姐再一次被抓走并非法判三年劳教，关进了济南劳教所。二姐被关的次数更多，有八、九次。最后一次2000年12月份，在警察抓她的时候，她勇敢地从三楼上跳了下来，结果摔坏了腰，幸亏好心的邻居救了她，并将她送上了出租车，从家乡逃了出来，踏上了离家出走的旅程。留下挂念她的丈夫，和刚上初中的女儿。结果，在流离失所半年多以后，今年8月份，又被警察抓走，也被关在了三姐被非法关押的济南劳教所。

三姐从小就有胃病，一直就是个病包子。她总是脸色蜡黄，一付病歪歪的样子。可是，自从98年夏天炼了法轮功之后，她的老胃病不翼而飞，变得神采飞扬，谁见了都说她象换了个人似的，脾气也变好了。

二姐喜欢文艺，愿意唱歌跳舞，本来不是什么坏事。可是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县城也建起了什么舞厅、迪斯科和卡拉ＯＫ。她常常去这些地方，并和她的朋友们吃吃喝喝，惹的姐夫全家、我父母都不满意，但是谁也说服不了她。然而，也是98年夏天炼了法轮功之后，二姐忽然“痛改前非”，酒桌不碰，歌舞厅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每天安心上下班，给丈夫女儿做饭，有时还捡起她长时间不动的画笔，抹上几笔。有一次二姐回到我父母家，我问她你擦粉了么？她说没有，可是她的脸色粉中有白，娇嫩极了。要知在那之前，要是没化妆她是出不去门的。

我弟弟，在99年7月底去北京上访被送回来之后，被关在我们县城的公安局里。警察死命地打他、折磨他。他在北京被关押的时候，肋骨都被警察踹烂了，好几天几千人被关在大体育场里，老人孩子都有，不给饭吃，没有水喝，不让上厕所。

我自己，99年底回国探望亲人，可是在家乡的县城里，警车跟着我身后转，我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连我去看姐姐们，警察都要去审问，而且警告我不要乱举乱动。我走了之后，警察们忙得鸡飞狗跳，他们审问每一个和我接触的人，包括我那在市政府工作的堂兄，把个胆小的、从没和警察打过这种交道的堂兄吓坏了。在北京，依照公民应有的权利，我去国家信访办上访，结果还没到地方就被抓起来了。之后，国家安全部的人特地跑到县城的公安局去调查我的情况。他们还到我弟弟的家里调查我，显然把我当成了间谍、国际特务。

今年二月底我的护照到期了，可是大使馆要用条件交换，才能给护照延期，他们这种违反法律的事情已经是见怪不怪了。结果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护照，失去了国家的人。没有了护照，等于是没有了一个可以证明我的身份的东西，我由此可能被遣送回国。我的工作许可需要每年更新一次，可是因为没有护照，今年5月份的工作签证续延就成了个大问题。幸运的时，爱尔兰善良的人民、媒体和政府在了解了我要是回国会被迫害的事情后，在我缺少护照的情况下，毅然的签发工作许可给我。可是，没有护照，我哪儿都不能去，唯一可以不需要护照就能去的地方，是中国。可这也是最最不能去的地方，爱尔兰朋友这么忠告我。他们还开玩笑的说，你也被监禁了，监禁在爱尔兰这个大岛子上了。

我的母亲辛劳一生抚养了我们姊妹、兄弟六人，除了大姐和小妹之外，二姐、三姐、我和弟弟，在这两多的时间中，历尽了艰辛、困苦和磨难，我们自己倒也罢了，可怜我那年过七旬的老母亲，由于父亲的去世，她变得有点迟钝，脑筋不太灵活。她到去世也没明白，她的四个儿女为什么惨遭如此的折磨和迫害。她一生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勤劳善良，教导儿女们要做好人，要诚实，要勤奋。亲朋邻里没有不夸母亲的为人的。她那善良的心里无法理解她的没有任何过失的儿女们为什么要受到这般残忍的对待。

我在96年之前，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头痛，腰椎神经痛，脊背痛，失眠，便秘，贫血，严重的低血压。这些毛病搞得我郁郁寡欢，心情也不好。还有，可能我小的时候看书看多了，想象这个世界人人都应该像书本里记载的古人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现实是什么呢？人人为了名利争争斗斗，为了名利可以丧失人格、为非作歹、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对道德日下、人心不古，既忧心忡忡，又无可奈何。

96年5月份在我临出国的两三个星期、一次坐火车时，我对面座位上的那个人给了我改变了我一生的一本书，我带着这本宝书，远渡重洋来到爱尔兰，开始了我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

李老师在《转法轮》讲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做人要做好事，要重德，而且要提高心性。这些话象明灯一样照亮了我的心，一下子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目的，那就是同化真善忍，返本归真，返回到我们先天的善良本性上去。最为神奇的是原来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毛病一扫而光，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了。这么好的大法，要让每一个人知道。于是，我将法轮大法介绍给我所有认识的人，包括我的家人、朋友、同学；甚至不相识的人。二姐、三姐和弟弟就是这样也开始了他们的修炼历程，才出现了上面所说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神奇的变化。

可是江泽民、罗干一伙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诬蔑受亿万人尊敬的李老师，疯狂地镇压大法弟子们，他们用尽了古今中外的、最卑鄙、残忍、无耻的手段，对付善良的、慈悲的大法弟子。上亿的人遭受迫害和酷刑折磨，上千人被虐杀，而他们不修炼的亲人也直接受到了牵连。我的母亲就是因为目睹四个儿女的不幸遭遇，而承受了太多的打击，才含着悲愤离开了这个人世的。

母亲去世的消息，劳教所一直封闭着，不敢通知二姐和三姐。大姐、弟弟、弟妹和小妹在母亲的丧事办完之后坐火车赶到济南，去劳教所要求见二姐和三姐，可是劳教所的管教大队长就是不让见人。不知怎么大姐突然在院子里看见了三姐，才将母亲过世的事告诉了她。三姐的伤心自不必说，可是到大姐他们走，劳教所都没让二姐出来见面。二姐和三姐在这两年的江泽民的残暴迫害中已经被迫失去了作为人能够失去的所有，家庭、工作、亲人、自由，如今又失去了生养她们的母亲。

由于时差的关系，我是爱尔兰时间星期一早上（国内下午），才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的。那时大姐他们已经将母亲送到火化场了。我告诉了经理，经理同情地让我回家休息。回家后，我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他们对我说，你暂时还不能回去。我说人都死了，你们还要怎么样？他们说反正你现在不适合回去。

我在家休了一星期，每天公司的同事都打电话询问，看我是否需要人陪伴。善良的同事更是大家凑了钱，买了一大盆鲜花，亲自送到我家里，慰问我这个丧母、无国、有家归不得的人。他们原打算将买花剩下的钱，送给法轮功作为帮助和支持，可是又知道我们法轮功不接受赞助，于是就想买一些复印的礼券送给我，知道我经常去为大法复印资料，可是复印社没有这个服务。最后他们只好买了一些电话卡，让我多给家里打打电话，寄慰我失母的悲痛。

这个星期一，我回到公司上班之后，同事、经理们都纷纷过来问候、安慰我，要我节哀，并劝告我一定不要回中国，除非法轮功在中国平反。他们还说，江泽民政府真残酷，不知道中国人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人来统治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的文化、传统真是让人心怡，可是目前的XX党统治可是真不怎么样。每个人都陪着我一起落泪，觉得江泽民利用国家的权力欺负我这样一个女孩子，让我丧母、失国、家破人散；欺凌我那年迈的老母，让她临终怀怨，无法看见她的六个儿女中的三个。同事还对我说，就在爱尔兰呆着吧，我们照顾你。还有人半开玩笑的说，愿意和我结婚就可以有合法的爱尔兰身份了。看着这些普通而又纯朴善良的同事们，我的眼泪更多了，结果他们赶紧道歉，说不该又招我流泪。

我从内心感激这些爱尔兰人，祝愿他们的纯真善良和对大法的理解与支持，会给他们的未来带来幸福和吉祥。异国他乡的人反倒是对我如此的呵护，生我养我的华夏大地结果成了豺狼满地、吞噬良善的场所。江泽民丧心病狂、抗拒天理、镇压宇宙大法的暴行，已经将自己送上了彻底销毁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