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村妇女近来的经历

【明慧网2000年4月1日】 〖简介〗巩乾菊，女，50岁，北京怀柔县北房镇郑家庄村人。没学大法前一个字不识，通过三个月的努力，就能够奇迹般地通读《转法轮》了。没学大法前体弱多病，性情很差，学大法后身体健康了，道德提高了，可是，……

我近来的经历

我是于97年开始学习法轮大法的。我原来体弱多病，尤其是左侧胯部麻木，从小就是气管炎，最讨厌的病是一咳嗽就尿裤子。我是个农村妇女，没有一点文化，但打麻将、抽烟、骂人却行，跟丈夫是水火不容，见到婆婆就骂，家里三天两头打架，没有一日安宁的时候。通过两年多来的修炼，使我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我听说天津大法弟子被抓挨打后，便于4月25日到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从此至今我家没有了安宁。公安干警天天到我家来，村干部也看着我，不准我出去，不准我接触别人，不准别人到我家。说是上级下的指示。这给我的心灵以沉重的压力。但我从未怨恨过他们。

7月21日，公安开始抓人了。我不懂什么是上访，就是要反映情况。我只身去北京，但没到北京就被抓回来了，把我拉到派出所，公安人员叫我在42℃的太阳下晒着，三天不让吃饭，也不让我买饭吃。他们轮流审我，逼我跟法轮功断绝关系，逼我写保证书。到24小时后让我回去，没多长时间又强行传唤我，来回折腾我。我儿子是部队优秀战士，他们说我再炼就把我儿子开除弄回来。他们还说：你签了字，在家炼没人管。回到家，大队干部也逼我写保证，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违心地写了保证书。

此后，公安人员还是不断地到我家来。10月下旬，我无奈只得再次进京找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我想我是修炼的人，能承受得了。后来，公安人员把我抓进北京监狱，后又转到我县监狱，说我“扰乱社会秩序”，拘留了半个月。

第一次释放后，我找到了中央信访局并反映了我学炼法轮功后受益的情况，法律赋予了公民上访的权利，但公安人员说不准我们为法轮功上访，还说我扰乱社会秩序，再次拘留了我半个月。

第二次释放我不到一天，夜里又把我从被窝里拉到监狱。我问警察：“我睡觉有罪吗？”警察说：“不管你有没有罪。”在监狱里，他们叫我卷门帘，每天还要交4元的饭费，对于家境不宽裕的我默默地承受了这犯人都不用交的饭费。

释放我三天后，十二月中、下旬的一天，我家里又来了一帮警察，无任何手续地进屋就抄东西，连我的笔记本都没放过。把我们炼功人都带到派出所，练正步走，做俯卧撑，我们做不好就不做。他们就让我们在背阴地方冻着罚站，有的弟子在这数九季节把脚都冻坏了，一站就是一天，还要骂我们，打我们，踢我们，连续站了九天，有的弟子晚上都不让回家睡觉。我想：这真是有家不能回啊！

我不想上访，我家没钱也交不起饭费，但他们逼得我只能去上访。我到了北京，警察又抓我，我说我不想上访，他们说不上访也跟我们走。就这样，第四次把我送进了监狱。第四次释放我时差五天就到春节了，我跟丈夫说：我哪都不去了，在家好好过日子。

正月初五，两个警察闯进我家，进门就说：“你有罪。”我善意地说：“你们坐那喝水。”我说我犯了什么罪。他们说你炼法轮功就有罪，并开始乱翻。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我不去，我没有罪。他们硬是把我从床上拉下来，把我的衣服都撕坏了，结果还是把我带走了。到那后，审我春节是不是我带头去的北京，问我去没去北京。我说我没去。他们看着我，又想拘留我。我一看势头不对就跑，他们把我拉倒在马路上。他们没办法，只好把我放回了家。回去后，爱人承受不了了，打我骂我。无奈我只能走，到哪里去呢？我在外面逗留了一宿，又回去了。

两天后，四、五个公安人员闯进我家，要带我走。我没有罪，不去。他们说到大队跟我说点事，却把我带到了看守所，把我铐在床头上半宿后，又送到监号。第二天审我时给我戴背铐，铐得很紧。我说铐子夹住我的肉了。警察恶狠狠地说：“夹死你。”我的肉都被夹破了。我对他们说我没有罪，审判员说给你凑材料呢。他们逼我说出上北京谁是头，要我承认是组织者。我站了一上午也不承认。回到监号，同修们看铐子铐得很紧，又不能吃饭，大家都不吃饭。后来就把铐子拿掉了。管教说我是头，把我调到23号，号里有两位68岁的老弟子没有铺的盖的，我很冷，但看到她们就哭了。管教问我干啥呢？我说我冷，我们没有违反监规，为什么不让家人送被褥，监规上写着不准污辱，不准体罚，不准打骂，你们不能这样体罚我们。他们把我拉出去，到门卫那儿叫人左右开弓打我，叫许多犯人看着，把我打倒在地上，拽我头发在地上抡圈儿，我晕过去。等我醒来，警察踢我，踩我的脸，向我脸上吐痰，骂我们的师父，当时我想起师父讲过的韩信受辱于胯下，我这算什么呢？我心里挺平衡的，没有怨恨他们。然后给我戴上了手铐、脚镣送我到小号呆了2天，叫一个犯人看着我，不让我上床睡觉，叫我站着。过几天，把我送回原号，叫我滚手印，我说我是从家里抓来的没罪，不滚手印。管教就叫犯人两小时一岗，轮流看着我，不让我睡觉，上下折腾了七天。

第五次拘留到期了，回到家，丈夫向我说明了我走后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丈夫说，我上警车走后不超过两个小时，北京武警及一些公安人员开了二十辆左右警车，警车的鸣笛惊动了全村的村民。他们拿着手铐、脚镣、电棍包围了我们村，封锁了大街小巷，光我家就三道岗，他们抄了我的家，就连没写过字的本及盖电视机的红布都一齐抄走了。大法的一些书籍、材料及老师法像、香炉等不少东西也都抄走了，并给丈夫录了像，上了电视。室内站有近二十个警察，一个问他说：“你咋就管不了她呢？”丈夫回答：“我是管不了她，她一身的病，学大法好了，原来我们天天打架，水火不容，她学大法后对我好了，我骂她她也不骂我了；以前她们婆媳见面就吵，她学大法后，婆媳关系改变了，你们说我能管她吗？能说服她吗？”面对一连串的回答，他们没的可说，灰溜溜地走了。

我没学大法前，那么不好，没人敢管我，现在我学了大法做好人了，怎么这么难哪？！（2000年4月1日稿）